隔一片海的星火,五四如何影響馬來亞?《五四在南洋》|開卷樂
一九一九年春,五月四日,一場捍衛國權的群眾運動點燃起延綿而至國土外的文化思潮。北京學生因不滿外交挫敗與官員賣國而自發遊行,火燒趙家樓,引發全國聲援,令民間聲音首次躍然於社會。當這場運動傳至以中國視域所稱的「南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等地)時,展開了獨特的在地化歷程。在新馬,五四精神與當地華人的生存處境及文化認同交織。
現任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助理教授的羅樂然,於二零一八年取得南洋理工大學人民學院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東亞文化交流史、中朝關係史與文化遺產研究等。他透過新撰的《五四在南洋——新馬華人的文化記憶與中華想像》,穿透五四與新馬在地主體性的歷史糾纏。
抗日,實質抗英?暗潮洶湧的街頭衝突
彼時,五四消息傳至南洋尚需時日,新加坡主要華文報《叻報》遲至五月十二日方才報道北京學運,積極聲援學生。至五月下旬,南洋社會的回應漸趨明顯,《叻報》與《國民日報》相繼刊登拒用日貨的聲明。六月,抗日怒火迅速蔓延,華人人口佔比最高的新加坡更於當月十九日爆發反日騷動。牛車水市民公園的演說群眾湧向馬來街示威,並闖入史密街一帶搗毀日貨,動亂隨後擴大,引發廣大關注。
當時馬來半島華僑近百萬,約佔總居民三分之一。然而,南洋並非華人獨尊,當地的非華語輿論對示威反應冷淡,甚至抨擊反日騷亂危及社會穩定。由於英國當時與日本維持同盟關係,南洋華人不得不受制於殖民政策。此後,報端出現「口口和會」(指巴黎和會)與「口國」(指日本)等隱晦字彙,反映出華人反日情緒因英殖民政府的審查而有所收斂。
有研究指出,這場風波並非單純的反日運動,其中亦有印族與巫族參與,實則與殖民管治下的米糧短缺與物價高漲息息相關。生存危機加劇了社會不滿,抵制日貨與民族團結的口號背後,實則潛藏着對殖民政府的深層抗拒。
淵下的垣柱:馬華文學與五四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加上左翼思潮與民族觀廣泛影響華文報刊,使新馬華人在文化身份與文學傳播上面臨複雜的轉變。此前,華人多抱持「落葉歸根」、認同中國的心態,戰後隨着新馬於五、六十年代相繼獨立,華人的身份認同變得更為敏感。
在此背景下,五四運動的傳播與移民社群和殖民歷史的脈絡交織在一起。新馬華文文學史研究者方修將五四置於戰後複雜社會中,策略性地劃分出三個文學階段:從早期無條件接受中國文學扶植的「舊文學時期」,到具獨特個性的「新文學時期」,最終在一九四九年後,扶養馬華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一環,形同推動一場自立運動。
然而,隨着冷戰局勢升溫與反共氛圍籠罩,英國殖民政府嚴加防範左翼文人,例如一九五五年創刊的《蕉風》便強調「純馬來亞化」,促使五四記憶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經歷了結構性的遺忘。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在《新明日報》副刊欄目有以下一則笑話:老師:「何謂五四運動?」學生:「打籃球、打羽球、打排球、鈎球、田徑、體操、游泳、公路賽跑、越野賽跑、柔道等五十四種運動。」新加坡作家梁文福以「水闊魚沉」一詞,描繪戰後五四在南洋的印象。確實,它的觀念逐漸被大眾淡忘,轉化成本土化身份建構的養料,但每逢五四的週年,又會重回討論的空間,被時代重新解讀,影響猶在。
缺少華文大學?集資辦一所!
一九五三年至八零年,一所特立獨行的大學在新加坡雲南園「拔地而起」。此前,馬來亞地區從未有過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綜合性大學。
其創辦源於當時嚴峻的升學困境:馬來亞大學僅收英語流利學生,將英語稍遜的華校生拒諸門外;加上一九四九年後,海峽殖民地政府實施簽證限制,斷絕了華校生赴中國大陸升學的通道。華校畢業生人數於一九五七年激增至近五萬人,華人社會意識到必須尋求出路,如是者,商界決定集資籌辦學府。在政治敏感的局勢下,新加坡福建會館主席陳六使將起初構想的「中國大學」,易名為「南洋大學」,既承接中華文化意念,又巧妙地避開了殖民政府的忌諱。
在籌辦過程中,南大參照民國時期的大學架構,設立了文、史、哲分立的專業化學院,將民國時期的學風與中文教學傳統延續至南洋。而辦學面臨的一大問題是招聘適任的教授,作家蘇雪林在回憶錄中記載,南洋大學於一九五四年赴台覓才,當時不少學人已應聘前往,如文字學家高鴻縉、潘重規、凌叔華等。南洋大學所提供的待遇遠較台灣佳,如住宿福利,蘇雪林當時就獲分發一幢屋子,包提供水電;薪資亦高過其在台任教的數倍,成為不少台灣文史學界學者南渡的一大誘因。
一九八零年,南洋大學被合併,改頭換面成新加坡國立大學。近年新加坡本地大學積極開辦以華語為教學媒介的課程,以配合區域發展,與當年被屢屢警戒的南大的意念實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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