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左的怒與火・六】無關左右 台灣人的「進步工具箱」
疫情之後，弗洛依德事件成了思潮的新擂台，既在歐美喚起久違的示威場面，也令無數陣營相互撕裂、結合，往復之間，既有白左與保守的碰撞，也充塞政治正確的再扣問。如今，針對歷史的檢討之風悄然颳起，偉人雕像一一倒下，各國的本土視角也互有激盪。
隨着事件演變日趨激烈，經濟、政治、階級、種族話語逐一上場，有關人類苦難的解答，向來沒有標準答案。弗洛伊德之死，未必成為某個時代的起點與終點，卻必然是段值得銘記的歷史。
《香港01》為此準備七篇系列文章，此為第六篇。
美國非裔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不僅引發了BLM（Black Lives Matter）的示威，還引發了另一種聲音的反撲。
有人認為，示威者「反種族歧視」的訴求縱使初衷很好，如今也已走向極端，演變為矯枉過正的政治正確，在進步價值的包裝下呼喊口號，實則在滿足自身的道德虛榮感，「白左」等嘲諷也隨之而來。
自弗洛伊德之死已經一個月，在各種形式的示威及要求的演變下，輿論也從聲援黑人、反種族主義，迎向政治正確迷思的批判。但相較之下，常自詡為民主陣營、與西方世界擁抱「共同價值觀」的台灣，卻似乎完全不受美國示威浪潮的影響，就如同看待一則「與我何干」的國際新聞，激不起一絲水花。
台灣對美國示威也有討論，但並非建立在價值觀的選擇與思索，而是連結了中美台之間的關係，產生台灣特殊的輿情氛圍。示威暴動初期，網民們先是對眼前的騷亂感到震驚，同時對美國警察的執法力度嘖嘖稱奇，但大多是抱持着「獵奇」的心態看待此事，要說支持黑人或擁護警察，台灣人並沒有明顯立場。
但由於香港反修例風波期間，不少標榜抗中保台的人權派曾不遺餘力聲援港人、痛斥港警濫用暴力，有人甚至以「如果在美國」為題指出，如果港警的暴力在美國發生，警察們將會受到如何嚴重的制裁及後果。因此當美國示威爆發過後，不少人便前去嘲諷人權派只敢批判港警，卻對美國更嚴重的警察暴力默不作聲，不過是與綠營合流的「假人權」。
實際上，對港警執法不遺餘力批判的族群，也的確在美國示威發生後顯得相當沉默，頂多做到轉發新聞信息而不評論，表現出對此事的關心，已經是對黑人最大的「無聲支持」。與美國同聲譴責港警「無視人權」一年之久，如今在立場上的尷尬當然可以想見，但或許是不甘就此屈服，「人權派」憤而以「只關心美國卻不關心香港的人，根本是不在乎人權的雙重標準」等說詞進行反擊，NBA球星林書豪、詹姆士（LeBron Raymone James）等人也莫名躺槍，被評價為「只敢攻擊美國、不敢批評中共」的偽善者，儘管這些「人權派」同樣也只敢抨擊香港。
這樣的反駁當然有些蒼白無力，但繼續主打「不要一直說美國，大陸人權問題更嚴重」依然是台灣「人權派」的主流論述。此些爭論延續不了太久，隨着事態發展越加嚴峻、各地反對種族歧視的聲音越發高漲，台灣也出現不少聲音認為BLM的浪潮已經矯枉過正，讓人動輒陷入種族歧視的陷阱，但整體來看，台灣並未如全球各地那般掀起熱度。
若回顧近期發生的事件，便能得知民眾會有如此的反應並不奇怪。台灣人雖然常標榜自身為「西方普世價值」的一員，在諸多議題上也踩在十分「政治正確」的一方，但大多是呈現自身「進步」與他者「退步」、或是用來區分敵我的工具，而非真正對價值取向有明確的認知或選擇。因此當某些「普世價值」不具備利用性時，那自然不在台灣人所擁抱的範圍內。
台灣人為何特別在乎新疆、西藏、香港的人權問題？毫無疑問的，這些都是「抗中保台」的好素材，既能用以批判「威權專制」的暴政，又能凸顯「民主自由」的珍貴。至於黑人族群的「人權」問題從來不在台灣人的視野中，原因不是黑人面臨的處境較佳，而是在台灣談「黑人人權」沒有市場，它突顯不了「進步價值」，也沒辦法使談論者成為對抗暴政的「民主鬥士」，沒有任何工具價值可言，反而有「陷民主同盟於不義」的風險。
其餘諸如「同婚」、「反核」、「轉型正義」等議題也是相同情況，它們都被賦予了代表進步的「符號」與「卷標」，才能使民眾趨之若鶩的爭相高舉旗幟。在太平盛世之下，大部分的人還是能很好的維持這層表皮，聲稱自己是真正在乎人權、普世價值的追求者，但這種直接移植了西方「進步思想」進行膜拜，卻從未真正探究背後意涵的做法，一旦面臨立場衝突的事件，便極易陷入自相矛盾、邏輯無法自洽的窘境。
例如國際巨星Lady Gaga先前曾因公開讚揚WHO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而讓台灣粉絲「大呼失望」，批評她是「天真左膠」，卻忘記粉絲們當初對她如此推崇，也正是由於Lady Gaga支持同婚、關注香港、西藏人權議題的「自由左派」立場，然而一旦出現利益衝突，又以「左膠」進行批判，可見其價值觀之搖擺。
其他諸如在高舉「我是人、我反核」，卻又開着超強冷氣的咖啡廳；要求清查國民黨威權歷史、但不在乎日殖時期的轉型正義；高喊反歧視，轉頭又痛罵譚德塞「黑鬼」。台灣人的「普世價值」向來都是有選擇性的，有時用來攻擊政敵、有時區分進步與否、有時拿來「抗中保台」，但如果時機過了，或是不再具有工具價值，那隨時可割可棄。
其實台灣本就沒有太多的左、右派之爭，儘管有一定程度的種族歧視，卻也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對於佛洛伊德所引發的抗爭浪潮，自然不會有太強烈的反應，更遑論價值觀上的反思。這或許也成為另類好處，就是台灣人的彈性與擺盪的空間極大，畢竟只是一件穿在表層的外衣，平常穿着開心，太熱的時候就暫且脱掉，倒也無傷大雅。至於脱下外衣後的裏面究竟是什麼，恐怕台灣人自己也不清楚。
台灣有台灣的民情特色，即便在西方價值觀的影響下，當然也沒有必要全盤接受，而是應該適當做出篩選融合。但台灣人究竟如何做出這些價值選擇？社會始終對此缺乏真正深刻的了解與批判，只在無關緊要時盲目跟隨西方價值，標榜「進步」的一面，當面對與自身息息相關的議題時，卻又能轉變為「保守」的言行。美國示威浪潮下左、右派的暴起與反撲，或許能讓台灣在「進步」與「保守」間進行反思，台灣現時的民情與價值觀，究竟是經過理性思辯後所得出的結果，抑或是「政治正確」的虛榮心下四不像的「複製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