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對英殖時期的「懷念」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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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香港』是什麼時候?這個問題很明顯,當然是在說港英時代。你在香港搭taxi,隨便問那些上了年紀的的士司機,是英國殖民比較舒服、比較好,還是現在的生活比較開心?十個有九個跟你說是英殖時代,這跟世代沒有關聯。」鄺健銘認為,年輕人會有港英時期比較好的想像,不能忽略長輩對英殖的論述,而很多經歷過殖民的上一代,同樣會認為現今的香港已經走了樣。

承接上文:港英「黃金年代」背後 充滿陰影的社會問題

鄺健銘提到了在澳門任教的學者黃兆輝—他曾出版兩本著作介紹港英「英式士大夫」的有禮管治風格。「還有原本是建制派的劉夢熊,他後來也反(前特首)梁振英,也認為中共有些事情做得不好,是會毀掉香港的,所以我要強調,如果把焦點放在世代矛盾上是看不懂香港的。」

他表示,「一國兩制」的客觀效果就是令香港人很清楚的理解到,自己跟中國是不一樣的,而在日常生活經驗也都在告訴香港人,英殖的遺物都比中國好。「我們有自己的貨幣、自己的護照,新聞經常都在強調特區護照免簽證的國家超多、但中國護照(獲免簽的)卻很少;然後每天有一堆精英告訴你,香港的核心價值、競爭力來源就是我們的司法獨立、法治自由,每天都在告訴你這就是香港變強的原因,就是香港的歷史脈絡。」

鄺健銘認為,平時日常生活的各種都在提醒著香港人與內地的差別。(受訪者提供)

鄺健銘認為,香港的情況很像台灣「228事件」的背景,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代表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不久便指摘台灣人被殖民時代奴化,必須進行中國化來培養愛國意識;然而,不少台灣人卻認為日治時期所帶來的現代化建設,以及文化、禮教、法治等層面,其實都遠比「中國化」先進—他說,香港現在也面臨差不多的情況,「社會記憶就是這樣傳承給年輕人,長輩告訴你香港原來怎樣、成功來自什麼、英殖留下什麼好東西、它們正如何被慢慢消滅、被中國化,他們覺得原本的東西比較好啊。」

「英殖模式」VS「日殖模式」

在《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開頭,鄺健銘引用了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一席話:「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竭盡全力,保持香港一貫的生活方式,維持香港的自由經濟體系,堅守法治精神,發展民主,建立富與愛心的社會,確保國際大都會的活力。」但他認為,對香港人來說,主權移交中國後,香港並沒有徹底解殖。

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於1997年香港回歸時曾發表演講,表示「香港人第一次已明確身分主宰自己命運」。(政府新聞處)

「英殖管治比較放任、比較重視人類學的風格,因為英國文化很重要的一環是保守主義,他們很尊重當地的風俗傳統,基本上你不去弄他,他也不會來搞你。」鄺健銘提到,香港近代著名散文作家兼教育家小思曾說過,港英政府對文化發展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要求人人遵守,而英國身為商業帝國,管治目標之一便是「以最少的資源做最多的事」,以符合經濟效益,因此英國人相當在意維持殖民地的原貌,在管治上盡量貼近當地文化,以減低要出動軍警鎮壓的成本。但在鄺健銘看來,回歸後的香港,令他聯想起日本帝國管治的殖民地樣貌。

「明治維新時的日本為什麼會擴張?背後的推力就是國家安全,他們覺得自己被很多敵人包圍,非常重視對殖民地的絕對控制權。」鄺健銘表示,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時,英國顧問卡庫德(W.M.H Kirkwood)曾建議毋須動用大筆資源讓台灣人學日語、推行同化政策,而應保留當地文化,以節省管治成本,但日本並未採納,而是對法國在阿爾及利亞「非為殖民地而確為一省」的同化模式更感興趣,決定把國家權力完全延伸到當地,以避免治外法權、防止殖民地出現不利宗主國勢力。

日本殖民台灣時曾採取「皇民化運動」,以增強台灣人對日本的的認同。(資料圖片/聯合新聞網)

「現在的中國跟以前的日本一樣很重視國家安全,什麼嚴密控制,這跟香港人所認知的『自己和中國人不一樣』的情況有所碰撞,為什麼會有中港矛盾?為什麼大家會覺得現在跟以前不一樣?這個印象對我們理解香港是否『仍未解殖』的問題,有很大啟發。」在鄺健銘看來,以「國家安全」思維主導的管治模式,與中央治港相若,同樣傾向以同化與延展國家權力為重心,而尊重本土文化風俗與傳統政治已變為次要。

對此,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座教授趙永佳也有相同看法。「英國跟日本的管治方式完全不一樣,日本是本土的延伸,英國是殖民地的概念—不是英國的一部份,所有東西都不太一樣,我也不要你做英國人,你不需要參與,也沒有責任。在我們還沒有代議民主之前,政府與民眾之間就靠本土的精英做中介,做不了也無所謂。你說香港人是不是比較喜歡這種模式?應該說是比較習慣吧。」

趙永佳表示,英國與日本的殖民管治風格確實差異甚大。(鄧倩瑩攝)

然而,香港人也並非一開始就非常接受英殖統治,例如在民國時期,香港的民族主義非常強烈,許多人將香港視作民族主義的基地與港英政府對抗。1925年6月18日受「五卅慘案 」觸發,廣州及香港兩地的工人,曾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下,發起長達一年四個月、有十多萬人參與的「省港大罷工」,對帝國主義統治表達強烈不滿。但中國爆發內戰後,「中國認同」分成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派人馬,民族主義的能量也因而減弱。

趙永佳笑說:「這些人自己都打起來了,哪有空打英國人?像我的外婆是共產黨,我的爸爸是國民黨,你很難形成一種對抗英國的『認同』,所以港英政府也不需要做太多事情,你不搞我,我就leave you alone。」

港英政府如何「聰明」地管治?

但趙永佳強調,港英政府在經濟上沒有着墨太多,但花了不少工夫維持政治穩定。例如,新界原居民的民族主義最為強烈,至1899年英軍接管新界時,引起原居民恐慌及反抗,與英軍奮戰六天,最終傷亡慘重。事後港英政府並沒有嚴懲原居民,反而容許戰死的鄉民葬於公墓,後來更把「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改組為舉足輕重的法定諮詢機構「鄉議局」,以改善與原居民的關係,並把代理人安插入鄉事派的權力核心。

為了管治上的需求,港英政府曾在鄉議局的人士組成上下了一番苦工。(資料照片)

「以前鄉議局裏面,姓鄧的人數最多、土地也最多,是局裏的大宗,最反抗政府。後來港英政府就把一些出身於荃灣、沙田等新界邊陲,原本沒有什麼影響力的人推到前台,用來打倒姓鄧的。到『六七暴動』的時候,鄉議局還發聲明譴責左派。」

除了政治收編,趙永佳還感慨,「港英政府確實是聰明啊,很多事情不會主動去弄你,處理事情也很有彈性。」

他提到,每逢社會有大事發生,港督就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馬上為事件降溫,「成立廉政公署的時候也是,警察一上街抗議,他就說1977年以前的所有貪污我都不理了,這是法治嗎?其實這沒有法治,但港英政府就是會這樣做,他會很實用主義地找解決辦法,這就是他聰明的地方。」相較之下,趙永佳認為現在的港府包袱過重,常把問題訴諸於「民族大義」、「國家安全」,總強調自己在「do the right thing」,但當政府為自己套上這麼大的「緊箍咒」時,便難以回應大眾訴求。

現在民間訴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在港英時期亦曾見其蹤跡。(資料照片)

「香港人最看不起的不是你很奸詐、很壞,我們無所謂的,因為人就是這樣,但我們最看不起的是什麼?就是你蠢,港府這次真的很笨嘛。你說《逃犯條例》要快修是為了移交殺人犯,結果台灣政府一回應就把你K.O了,合法性跟迫切性都沒了。」趙永佳笑說,港府最擅長的就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毫無政治智慧,才導致港人上街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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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9日)《從英殖香港到中國香港 年輕人心中的香港變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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