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時期更民主？ 90後博客：回歸後政制比較進步
「可能因為家人曾在港英政府裏面工作，我從他們的經歷得知港英政府內部種族歧視的盛行，所以對殖民時期沒有美好幻想。」項敦榮家裏有兩代人都在政府工作，家人也頗為關心香港的政治局勢，他在耳濡目染下，形塑出另一個港英模樣。
港英時期比現在更民主嗎？
「除了彭定康任期最後兩年（1995至97年）比較民主之外，很難說英殖香港有民主。1995年港英政府為什麼忽然推動立法局變相直選？僅僅是英國為了增加與中共的談判籌碼，才會在香港實行政制改革。彭定康為什麼會做這些判斷？因為當時蘇聯東歐集團瓦解，中國又發生了六四事件，很多人覺得中共根本熬不過九十年代。」不少香港人推崇彭定康留下「豐厚民主遺產」，但在項敦榮看來，長達156年的殖民期間，港英政府只在最後十多年才讓香港人享有民主；至於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也只是出於對中國政治形勢的「誤判」才推行，而該誤判也導致立法會直通車計劃以失敗告終。
「真要說英殖留下了什麼民主遺產，（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寫過文章說香港是『半民主體系』，即香港的『民主』體現於政府諮詢民意，並通過諮詢而不是選舉來使自己的政策更符合民意，這就是港英政府留下的。為什麼它們要建立這樣的制度，因為它不可能出現由全面選舉產生的政府，而港英政府的諮詢性民主，就是特區政府所繼承的最大民主遺產。」項敦榮甚至認為，除了回歸前兩年的過渡期，回歸後的代議民主和選舉制度，都比港英時代進步的多，政府官員更加懼怕輿論。
特區政府的確保留了類似港英政府「行政局」的諮詢體系，包括由行政長官、問責官員及社會人士組成的行政會議，以及隸屬於各個行政機構的專業諮詢組織，共同組成的「港式諮詢民主」。無可否認，回歸後港府決策的荒腔走板，難免令外界質疑諮詢機構的作用，已不足以滿足香港人的高度民主追求；然而，從英國殖民到主權回歸，它又確實是香港最普遍、最獨特的「民主」方式。
曾在《泰唔士報》及《衛報》擔任海外特派記者，並被《泰唔士報》譽為二戰後最偉大的五十名作家之一的Jan Morris，曾在其著作《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中指出，英政府從來沒想過代議政制適合香港，雖然香港享有言論與就業自由，但完全沒有選擇統治者的自由，因為英國管轄殖民地的最基本原則，是立法機關的大多數議員應該由政府委任。
她又提到，《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英國大勢已去，因為香港未來的任何本質改變，都必須得到北京同意；她感嘆，儘管1986年立法局已出現少數間接民選的反對派議員，但議會充滿戲劇感，宛如一本正經諷仿英國國會的表演—反對派議員除了保持如同國會議員般的高雅禮儀外，所談及的話題都無傷大雅，甚或徒勞無功—因為港督擁有絕對權力，可以撤銷立法局通過的任何議案，但議會卻不能否決港督所推行的政策。Morris還形容，1986年後的連串政制改革，「都可視為受到施壓後所產生的結果。」
僅管港英時期的民主制度在大多時候並不健全，但Kevin及Taurus表示，隨著時代不斷演變，這一代年輕人所要爭取的公民、社會權利，與港英時期已不可同日而語。「我感覺我們能做到的事情比較多，80、90年代公民教育開始開放，這些是上一代比較少談論的，跟我們也會有不同認知。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批評，但上一代的人現在剛好在收成期，他們努力工作了一輩子，現在正在享受生活，不要改變、維持現狀可能是最好的。相較之下，年輕一代對理想的追求及現狀的不滿比較強烈，因為我們還有我們的未來要展望。」
年輕人將對未來的改變、以及公平社會的追求，寄望於比現行制度更加完整、民主的政制改革之上，1995年立法局高度代表性的選舉辦法，也成為許多人心中的政制典範。但項敦榮認為，港英政府的政制改革，確實讓香港人對民主普選有了很多想像，然而，香港人所嚮往的，其實無法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中達成。請繼續閱讀：自由開放信任 回歸後香港核心價值變調了嗎？
上文節錄自第17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9日）《從英殖香港到中國香港 年輕人心中的香港變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