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死亡人數突破5萬　防疫成敗不由政制決定

自疫情在全球爆發後，各個國家的死亡率是輿論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就目前疫情看，歐美國家的死亡人數偏高，美國、西班牙、意大利的死亡人數居世界前三，法國的病死率更是高達18%，為全球首位。
為何擁有世界高水平醫療系統的歐美地區會淪至如此地步，是政客決策？是醫療體系？是社會文化？是政治制度？

自疫情在歐美地區爆發後，一直沒有受控的迹象，依舊似山火一般蔓延歐美各國。從數據上看，歐美地區疫情並不樂觀。美國確診人數為全球首位，目前的死亡人數也居世界第一。截至香港時間4月26日11時，按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全球統計數據，美國確診人數逾93萬8千人，死亡人數逾53,700人。至於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國家，疫情則終於出現緩和趨勢，但三個國家的病死率分別為10.4%、13.44%、18%，均位居全球前列。

反觀中國，作為疫情最早的震中，疫情目前已大抵得到控制。值得注意的是，經歷了幾個月的「封城」後，中國疫情的重災區湖北武漢於4月8日解除了通道管控，正有序恢復對外交通，該市的重症患者也在4月24日全部清零。

正是這種兩相對比，讓輿論界出現了一種聲音，在他們認為，由於西方長期標榜民主和自由，許多民眾並不願意聽從政府進行自我隔離和戴口罩的舉措，從而導致了疫情不斷擴大。如今的西方之亂正是凸顯了中國之治，此次中國疫情防控的成果足以證明中國制度優於，又或至少不劣於西方政制。可是，各國的疫情情況與制度、政體實則毫無關係。

這一點用數據事實便可印證。實際上，不少與歐美有着類似多黨選舉制政制的國家在應對疫情上也取得了十分優異的「成績」。最凸出的例子便是韓國。

韓國的防疫工作就全球而言堪稱優秀。與美國一樣，韓國是在1月20日確診第一例感染病例，2月後疫情因「新天地教會」而開始全面爆發，並迅速演變為社區傳播。2月24日，韓國累計確診病例增至763例，累計確診死亡7例，是當時中國之外確診病例最多的國家。而韓國疫情重災區大邱市也曾一度陷入危機，醫療資源過載，患者在家中等待醫院床位時，未經確診而去世的情況也頻頻上演。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的疫情並沒有如美國的傾情一樣進一步發酵和惡化，僅僅兩周的時間，韓國新增確診人數開始出現下降，國內疫情也出現了平緩。3月15日之時，韓國新增病例首次降至兩位數，其死亡率僅為1.9%。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4月23日0時至24日0時，韓國新增6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確診10,708例，無新增死亡病例，累計死亡共240例。

除了韓國，德國在防疫之上也展現出相對優秀的一面。歐美是新一輪疫情新震中，該地區的確診人數也在持續上升，目前德國的確診人數超過了15萬人，但在死亡率上德國一直控制的十分好。

此前3月26日時，德國確診人數超過39,500人，死亡222人，按統計的死亡率來看，德國死亡率大約為0.4%。而截至4月23日，德國的新冠病死率約在為3.53%，這明顯也低於歐盟成員國西班牙當時的10.4%和意大利的13.44%。這一差別引起了英語媒體的廣泛關注。多家英美大報對德國處理危機多有褒獎。英國廣播公司新聞（BBC）就在4月就發佈了一篇文章名為《英國能從德國檢測中學到什麼》（What can the UK learn from Germany on testing?），承認了德國在此次防疫中取得成果。

既然有在防疫工作上表現出彩的多黨選舉制國家，自然也會出現一些在防疫工作上出現紕漏的專制國家。譬如伊朗，該國最初的防疫措實在是差強人意。2020年的2月正值伊朗的議會選舉，為了不影響選舉後進行，該國政府有意隱瞞國內疫情，拒絕對民眾進行檢測，各官員還多次發表荒謬表態，並允許庫姆（Qom）市舉行朝聖集會等等，最終導致疫情爆發。在疫情2月25日之時，伊朗的累計確診人數僅為95例，其死亡人數就達16人，死亡率高達16.8%，在當時為全球首位。

再譬如各方討論最多的中國，其震中湖北在疫情爆發初期也出現了類似紕漏。如果說12月發現未知肺炎後沒能及時重視的情況尚算可以理解，那麼1月期間為了準備地方兩會、春節等事宜而過度「求穩」，乃至壓制「吹哨人」的情況，無疑是導致湖北疫情加劇的一大原因。所幸中國政府自1月中旬起迅速重視疫情，於春節前毅然採取封城措施，並即刻投入必要資源，令得湖北疫情和中國疫情在與世界橫向對比之下，反而成為了應對得當的正面例子。

總結以上所有的例子和數據，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個國家應對疫情的成敗與該國政制並無關係，真正關乎一個國家應對疫情的成敗，是當局政府的評估能力、決斷能力、執行能力、宣傳能力等等。韓國、德國、中國成功控制疫情和死亡率的結果是最好的證明，湖北本身也是亡羊補牢的積極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