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攝影】走進邱良的黑白世界 留住稍縱即逝的舊香港

撰文:伍麗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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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身穿旗袍的女子婀娜多姿地走在街上,前面穿着白背心、短褲的叔叔雙手叉起,不知在看什麼,這是1961年告士打道的光景。同一年同一街道上,老爺車與電單車擦身而過,背景是一排四層高的樓房。取光細膩,構圖有致,不約而同記錄了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草根面貌。這是已故本地攝影師邱良其中兩張最為人熟知的照片。「當年有人買了長衫女子的相,問可否在前面的角度影返那兩個女子。」藏有邱良一批舊照片的香港攝影師李家昇笑說。這批照片被封存超過二十年,最近在蘇富比的藝術空間展出。斯人雖遠去,但李家昇不曾忘記過這位好友。

《儷人行》,告士打道,1961(蘇富比提供)

邱良是六、七十年代香港重要的攝影師,有「香港布列松」之名,以寫實風格聞名攝影圈,拍下街頭巷尾、市井平民的人生百態。六十年代,是沙龍畫意攝影盛行的年代,大眾深受唯美主義思潮影響,追求形式與技巧,邱良的寫實攝影在初期不受青睞,但他不減創作熱情,從日常與攝影工作中累積經驗,用菲林底片記錄了我城的變遷,有舊日子的熱鬧風情,也有畫意十足的一刻。

寫實派攝影大師布列松曾提出「決定性時機」,指的是攝影的時間性,拍攝得太早或太遲,都有機會錯過人物事態最具表現力的瞬間,減低影像的渲染力,而邱良的作品正好演繹了何謂「決定性時機」。

邱良曾說:「紀實攝影的社會歷史意義是不容置疑的。」(蘇富比提供)

留住決定性瞬間

看似很深奧的攝影理論,在好友李家昇眼中卻可濃縮為一句話:「邱良的攝影風格承接西方五、六十年代的風格,不只是畫面構圖,是整體上都受西方影響,一個年代不只一個人這樣影,而邱良屬於同代人中影得很好的一個。」他指邱良有很好的觀察力、美學觀,對光的敏感度高、構圖好,這些因素都叫他比其他人突出。

李家昇與邱良相識於八十年代中期,年紀相差十三年。邱良先後做過電影製作商國泰機構(香港)電影有限公司的攝影師、邵氏製片廠旗下《南國電影》的攝影師,於七十年代創辦《攝影生活》月刊,八十年代轉任《攝影藝術》雜誌總編輯,閒時喜歡看展覽。兩人在一個展覽中認識。後來邱良請李家昇幫忙為雜誌寫專欄,他答應了。「我在1984年開始幫《攝影畫報》寫專欄,1986年寫《攝影藝術》,兩份刊物都在同一座建築物,屬同一間出版社。」

《搏命撲水》,深水埗街頭,1963(蘇富比提供)
紀實攝影的社會歷史意義是不容置疑的。
邱良

有一段日子,他們常常碰面,有時李家昇上午忙完工作便去交稿,兩人到灣仔吃飯,聊工作、聊攝影,「就在那段時間,邱良開始編《爐峯故事─邱良攝影集》及《飛越童真─邱良攝影珍藏集》。」李家昇說,上一代有很多很好的攝影師,但照片沒有被好好保存,以至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何藩為人熟悉是因為很早去了美國,有一間紐約畫廊代理他的作品,他回來出書,蘇富比之前又做過相關的展覽,很多人知道他。」

邱良沒有被遺忘,很大程度也因為出版了以上兩本攝影集及持續在雜誌發表作品,後來三聯將兩本書結集重編,再出版了《香港故事(1960's-1970's)—邱良攝影選》,作品流通度遠高於同年代的攝影師。也因為這兩本書,李家昇與邱良在飯桌上會討論拍攝,討論哪一張相拍得更好。有一次,邱良在藝術中心籌備展覽,李家昇指着兩張照片打趣道:「邱叔,我最喜歡這兩張,《儷人行》及《告士打道》。」長衫女子風姿綽約,像王家衛鏡頭裏的人。另一張李家昇大讚採光經典,下一代很少再用如此誇張的採光方式。「邱良那一代人,像酒一樣,很醇,不是很刺激,但很有味道。」

《攞景》,灣仔駱克道,1966(蘇富比提供)

而在邱良心目中,他最心儀的一張是1966年在灣仔駱克道,水手坐上人力車,另一個水手幫忙拍照,他則在對面記錄了這一幕。李家昇笑言:「大家的美學觀不一樣。」邱良後來將這張相用作《爐峯故事》的封面,李家昇則在做另一個攝影項目,用上他喜歡的那兩張照片作宣傳。

事實上,邱良的精彩作品還有許多,尤其是那些具標誌性及時代性的畫面,譬如六十年代的制水潮,市民飽受制水之苦,每四天只供水四小時,他恰恰便在深水埗街頭拍下市民肩擔兩桶水的狀況。1976年,邱良在維園網球場捕捉了一名男子正在翻越網球場的鐵絲網,落腳處卻是一堆建築廢料。那些年,內地政局不穩,難民湧港,港府一邊收留,一邊大規模遣返。政府於1974年實施抵壘政策,意味着此後由內地偷渡來港的難民都可得到居民身份。照片恰恰映照難民跨境後的不明朗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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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李家昇的故事,詳情請看:【紀實攝影】梳理照片推動攝影買賣 李家昇那些年的熱血與悲傷

上文節錄自第16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17日)《銘刻靈光消逝的舊香港 憶故人—本土紀實攝影師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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