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積金無法保障退休生活 養老又靠政府保底埋單？
新冠疫情持續至今已一年，本港經濟每況愈下，各行各業都難免受波及。其中，建造、旅遊、零售、住宿及膳食等行業更有如步入漫長寒冬，迎來結業潮。政府統計處最新錄得經季節性調整失業率為6.6%，失業人口高達24.58萬。遭遇裁員的打工仔不但無法獲得政府針對性的失業援助，更因強積金對沖安排，竟要「貼錢炒自己」，而原有時間表中訂明於去歲提交議案的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或被押後至下屆立法會。三年又三年，還要打工仔等多久才取消強積金對沖？
自由黨黨魁、立法會議員鍾國斌強調，疫情持續一年，香港百業凋敝，結業潮、裁員潮接踵而至，此時如果政府堅持強行取消強積金對沖，無疑會打擊商界的信心。而周小松則持不同觀點，認為即便按照原有時間表推進，新方案也將在2024年才實施，彼時經濟情況未必不理想。較之當前的經濟狀況，他更擔憂一旦本屆政府立法無望，一拖再拖，將為香港社會留下隱患。
「從短期影響來說，政府此次押後提交法案，就在向商界傳遞不好的信號。」周小松解釋，近日押後法案的消息傳出以後，許多僱主表示，以香港目前的經濟狀況而言，推進取消強積金對沖，會對僱主造成額外壓力，絕非最佳時機。「那麼，政府這樣做會不會造成法案真的要上立法會的時候產生變數？是否會造成商界更強的反彈？這是要考慮的。」
而從長遠的角度來說，作為勞工退休保障的重要一環，強積金若不能取消對沖，則香港當前面臨的養老問題只會惡化。
根據政府資料，每年有超過30億元僱主強積金供款累算權益用作對沖，而截至2020年6月，用於抵銷遣散費與長服金的申索總額約為490億元。單在2018年，有48,100名僱員強積金戶口用作對沖，涉款高達43.95億元，而平均每名被「對沖」僱員的強積金累算權益減少約91,300元，平均佔相關僱員賬戶結餘的50%，佔相關僱員賬戶中僱主供款部份的89%。
「意思是說，僱員戶口中的僱主供款部份，在39萬元的限額以內，基本都會被對沖完。」周小松算了算，按照積金局的數字，僱員戶口中被對沖的戶口達九成，其中僱主供款部份被沖掉九成。只有60歲左右被解僱，拿到一筆長服金後不再繼續工作，才相當於退休後拿到強積金中儲蓄的退休金。其他情況下，大部份打工仔戶口中僱主供款部份都會被沖完—畢竟一般打工仔累計不到39萬元的對沖上限。「加之高昂的行政費用等問題，如此情況下，又怎麼能指望通過強積金給市民帶來退休保障呢？」他問道。
2005年，世界銀行發表《21世紀老年入息的支援—退休金制度及改革的國際視野》報告，提出五根支柱理論，即通過五種不同支援為長者提供經濟保障。其中包括：零支柱—即毋須供款的基本退休金計劃，由國家出資，目的是為老年人提供最低程度的保障，如香港設立的綜援、生果金、長者津貼；第一支柱—與收入掛鈎的強制性公共退休金計劃，該支柱在香港缺位；第二支柱—與收入掛鈎的強制性職業或私人退休金計劃，即目前的強積金；第三支柱—對職業或私人退休金計劃作自願性供款，如自願儲蓄、強積金自願供款等；第四支柱—非財政支援，包括可取得的非正規支援（如家庭支援）、其他正規社會保障計劃（如醫療護理及房屋），以及其他個別金融及非金融資產。
周永新主導的《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中指出，以世界銀行五根支柱理論來評估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健全程度，存在以下問題：零支柱提供的保障不足，並缺乏第一根支柱；而作為第二根支柱的強積金替代率過低，管理費偏高，以及一筆過形式支付，使退休人士須自己承擔壽命比預期長及退休金投資錯誤帶來的風險，無法有效保障退休生活；而人口老化和傳統孝道觀念的弱化，亦會衝擊第四根支柱的支撐作用。
可見，香港養老保障制度本就跛足，而強積金的對沖安排更加重了香港人的養老風險。「如果不能有效扭轉這一局面，最終的結果就會是香港大部份人的退休生活，都變成了政府保底埋單。」周永新說，「退休時，大家手裏的錢有限，等到六、七十歲沒有錢怎麼辦？只能找政府幫忙！」
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共有135.21萬長者，其中貧窮長者數目及貧窮率分別為391,200人及32%。目前，香港有41.6%的長者申領長者生活津貼，19.7%申領高齡津貼，9.9%申領綜援。周永新指出，若不能完善退休保障制度，政府須承擔的養老責任只會愈來愈重；同時，香港人退休後無法安享晚年、仍要出外工作的狀況也不會得到改善。
「從土地房屋，到年輕人的出路，再到養老政策，政府正在埋下各種隱患，令市民累積怨氣。」周永新感慨：「2019年的社會運動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參加？根本原因在於炸彈一直埋在這裏。現在不做好全民退保（計劃），對沖也不能取消，香港人的退休保障可以說是瀕於崩裂。問題愈積愈多，社會什麼時候才會穩定呢？」他問道。
勞工乏保障 政府理應及早反思
「在香港，勞資長期不對等，因此，在保障勞工權益方面，政府應更加積極有為。」周小松說。他以歐美的集體談判制為例，指出當工人集體能與僱主就工資及各項福利進行談判時，便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權利。「但是，在香港，工會勢弱，沒有與僱主平等談判的法律保障。你讓工人和僱主去協商工資，僱主往往會說，你不滿就別做，沒人強迫你。對工人而言，當我對待遇不滿，不願接受時，代價就是要放棄一份工作。這就是不平等。」他解釋道。
周小松以最低工資保障為例說：「雖然最低工資還是很低，但已經是近二、三十年來最大的進步。即便今年凍結，即便經濟再差，麥當勞請人也要每小時37.5元。如果沒有最低工資，麥當勞請人可能只花15元。」他指出，當勞工勢弱，政府須出面干預，促進社會公平。
不過，港府至今囿於「小政府、大市場」的管治思路，言必稱「行之有效的資本主義制度」、奉行「自由市場」，實則是在推卸保障勞工權益的責任。
「資本主義制度究竟是不是行之有效？我們需要反思。」周永新分析道，現在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包括香港，都已出現很多問題。「其一是商界話事，或導致決策脫離群眾。其二是政府承擔有限。我曾參與基本法籌備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籌備委員會，當時曾討論政府開支最好不要超過本地生產總值的20%，這就造成政府縛手縛腳，不敢做事。其三則是從收入到機會的不均。」
「不是說我們因此要放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說我們要變！」周永新指出。而具體到勞工權益方面政府如何作為，他與周小松都認為，政府須扮演的角色絕非一味注資讓步，而是要以更積極的步伐推動社會改革。
「比如十四星期產假由政府出錢，」周小松說：「是不是以後所有改善勞工權益的費用都由政府負擔呢？這是一個不好的趨勢。 」他憶起在勞顧會商討問題，僱主代表直言「政府給錢就好」。「如果形成這樣的習慣，資方就不會讓步，總是要求政府出錢—政府的錢從哪裏來？不也是納稅人的錢嗎？我們也不希望用納稅人的錢來補貼僱主。」
回到取消強積金對沖，他進一步強調，強積金制度和遣散費及長服金是在不同層面保障勞工權益，究其根本都是僱主應盡之責，取消對沖本就是正本清源。而政府要做的，不是幫助僱主分擔責任，而是更加主動地提出勞工保障措施，並積極推動。「但是，近幾年政府本身比較弱勢，我不知道是說服不了僱主，還是不願意去做，導致勞工法例的改善停滯不前。」周小松扼腕道。
上文節錄於第250期《香港01》周報（2021年1月25日）《打工仔竟「貼錢炒自己」 取消強積金對沖不容再等》。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