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販之苦 · 上｜食環執法缺人性 小販無處擺檔：為什麼這樣對我
「我在香港做了小販67年，沒有拿過政府一分錢，政府卻罰我兩千多元。」這是來自差不多做了一輩子流動小販的阿芳姐，有力的質問。立法會選委界議員江玉歡在5月中旬組織了一個小販會議，會上小販們共同表達了一個簡單訴求：希望執法人員可以對小販寬容一些些，給他們一個稍微寬鬆點的謀生環境就好。
「小販之苦」專題報道上集
不偷不搶竟犯法
「你有什麼想講？你認不認罪？」
「希望可以少罰點錢。」
面對法官的質問，阿芳姐幾乎是條件反射地出口求情，沒想到結果竟會因為「駁嘴」而多罰了一百元。和《香港01》講起在法庭上的遭遇，阿芳姐激動地揮手，實在有太多的「不明白」：她說自己「身家清白」，從小就跟着父母做小販，自己賺錢養活自己；沒想到忙活了一輩子，如今卻因為「做小販」而被拉上法庭，成了「有案底」的人。
她直起身，一字一頓地說：「我4歲來香港，現在78歲，做了67年小販，正經開檔『搵食』。我們都是這樣謀生。我不是偷，也不是搶，做小販而已，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根據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的數據，截至2021年底，有效小販牌照數目為5,598個，而當中遭檢控被定罪的個案多達1,715宗。參考此前一年的另一組數字，食環署轄下小販事務隊人手編制有2,224人，薪酬開支達到10.3億元，掃蕩行動接近12萬次。
食環開心就好了？
「多少次？500次都不止！」被問到被檢控的次數，阿芳姐誇張地搖了搖頭。罰款數額通常為800、900百元，最多的一次被罰了2,800元，阿芳姐心理很不平衡：「（別人）偷球鞋，罰300元，我們做小販，（罰）900元！」
在旺角擺攤的符先生也有相似的感受。他表示，這些年來執法人員已經比較「民主」，早年間還有毆打小販、暴力執法的情況，現在已經沒有了。不過，罰款金額卻越來越高了，以前只是象徵性地罰幾百元，現在常常一罰就是1,000、2,000元，讓小本生意的他們難以承受。被問及對執法人員的期望，符先生只是笑了笑：「他們開心就好啦！」
罰金越來越高，可生意卻越來越難做。阿芳姐和符先生都說，現在的年輕人主要使用「淘寶」等網購平台購物，較少會幫襯小販的攤位。
「你站在這裡看看，有幾個人會買？站了那麼久，可能就買出幾十元，但罰錢都是罰800、900百元。」其中一次採訪，是在阿芳姐位於銅鑼灣的檔口進行的，她一邊說，一邊指了指一旁未開檔的兩個攤位，無奈地問：「這樣弄得誰還敢擺攤呢？」
小販也要上廁所
不過，阿芳姐每逢周五和周末仍然會去守着自己的攤位，附近許多熟悉的街坊見到她也都會親切地和她打招呼。身處陪了自己大半輩子的檔口，阿芳姐笑着向記者介紹起法院檢控小販的情況：「逢禮拜二下午兩點半，西九龍法院都會審小販，你可以去聽啦。」
阿芳姐顯得輕車熟路，她想了想，又補充說：「西灣河的東區（裁判）法院是上午十點半，至於高等法院，就在金鐘。」說完，她為自己的好記性露出一個有點得意的笑容。
為什麼小販總是被罰？對食環署來說，是有些小販作出了違規行為；但對於小販而言，他們根本就沒有想過會觸碰法律，而每一張罰單背後，或許都有束手無策的苦衷。
今年3月一則新聞曾引發網友熱議：94歲持有流動小販牌照的陳婆婆去解手，將炒栗子的攤檔交由親友看管；她半個小時後回來，炒栗子車已被食環署人員沒收，陳婆婆當場坐地痛哭。大家可能難以理解，陳婆婆明明持有牌照，為什麼炒栗子車會被沒收？
「助手牌照」應擴大
原來，根據《小販規例》，只有固定攤位小販可以聘請助手，但流動小販只能自己經營。暫替陳婆婆看檔的親友，被食環署認定「涉嫌無牌販賣」，並沒收炒栗子車作為呈堂證據。很多網友認為執法人員太不通情理，其他流動小販也因而感到不安——他們沒有固定的經營場所，若有急事要短暫離開，「如何處理攤位」正是相當棘手的難題。
販售手機殼等用品的阿芳姐正是如此。節假日的銅鑼灣人潮湧動，路人要上個洗手間都不容易，更何況上了年紀阿芳姐？她滔滔不絕地說起如廁之難：「老人家嘛，走去商場，來回起碼要10幾20分鐘。就算到了廁所，難道不需要等嗎？有時候等20分鐘都未必進得去！你星期天去時代廣場看一看，很多姐姐（菲傭）排隊上廁所，排到了門口。」
旺角也是人潮旺區。符先生每次要就餐、解手或者有事需要短暫離開時，就用布將攤位蓋起來：「沒辦法啦！（這樣的話，）一般人就不會來偷東西。」
在江玉歡組織的會議上，小販們希望可以把《小販規例》中「助手牌照」的適用範圍，從固定攤位小販擴大至流動小販，因為流動小販同樣有上廁所、外出用膳的需要。
一收投訴就行動
本身是執業律師的江玉歡，也對條例提出質疑：「難道流動小販就不用去吃飯、不用喝水、不用上廁所嗎？」她會後向《香港01》指出，流動小販本身比固定小販更加需要助手，而她也相信，發放助手牌有利於老手帶年輕人入行學習，讓小販行業傳承下去。
江玉歡提到不久前到訪粵港澳大灣區的見聞。她在東莞一個市集上，看到很多年輕人開輛私家車、打開後尾箱，就可以做小販，而她在市集上「幫襯得很開心」；反觀香港的小販從業者，普遍年事已高，傳承面臨困境。
除了執法規例過於苛刻，小販們的另一個煩惱是食環署的執法準則太過隨便。他們形容，執法人員是「一有投訴，必有行動」，而最常見被投訴的理由是「阻街」。
符先生在花園街、朗豪坊附近一帶擺攤，主要經營手鏈、銀包等飾品，常常因為擺攤地點「太近地鐵站出口」，而被執法人員找上麻煩。但他對於「阻街」的罪名感到莫名其妙，因為每次擺攤明明都會小心尋找合適地點，保證行人可以順利通過，而就算真的妨礙到附近的店舖，店東也會找他說理，雙方可以自行解決。
處處都不可擺檔
事實上，小販並非唯一活躍在「主要通道、行人絡繹不絕的地方」的角色。許多地鐵站出口、天橋等人流穿梭的地帶，都有不少臨時攤檔和展示台，用於推廣網絡或信用卡。那些推廣攤位同樣佔用了街道空間，卻不用擔心會遭到檢控，因為臨時推廣攤位不屬於商販、沒有出售實體物品，所以沒有對應的法例可以進行規管。
食環署網頁這樣解釋「對付販賣活動」的執法策略：「在主要通道、行人絡繹不絕的地方（例如使用者眾多的行人天橋、港鐵鐵路線出入口、碼頭廣場、巴士總站、遊客區及行人專用區等），以及因販賣活動而經常被投訴的地方，小販事務隊會致力確保沒有小販販賣。」也就是說，在人多的通道執法，是食環署的工作指標；然而，在人流量大的地帶擺攤，也是小販生存的商業邏輯。誠然，做生意不能干擾行人的正常通行，但怎樣定義「干擾」，怎樣平衡行人與小販的權益，似乎都沒有清晰的執法標準。
多位小販都向《香港01》反映一個問題：執法人員常以「呢度唔可以擺」的命令要求他們離開，但從不回答「邊度可以擺」的問題，所以他們往往以為「度度都唔可以擺」。
常被執法人員說是「太近地鐵站出口」的符先生，也表示不明白究竟需要離地鐵站多少米才不算是「太近」，而每次執法人員收到投訴，都會來要求他搬離甚至罰款，但不會告知他是誰投訴以及為什麼投訴。符先生實在無法理解執法人員的邏輯：「發了牌，不就是可以擺攤？但擺攤後又經常不讓你擺，真的好矛盾！」
「走鬼檔」有出頭天
「我很同意這班小販講過的一句話：『小販可以給一些沒有受過很多教育的基層一個機會，給他們一個生存的空間。』」江玉歡說道。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小販從街頭的攤位逐漸發展到擁有自己的店鋪，甚至成功創業。例如熟為人知的水餃品牌「灣仔碼頭」，其創辦人臧健和於上個世紀70年代從山東來到香港，以僅餘的500元買下木頭車和水餃材料，在灣仔碼頭一帶做起了水餃小販。隨着不斷改良口味，臧健和的生意越做越大，設立大量廠房，更得到美國知名企業注資而進軍國際市場，她也榮獲「世界傑出華人」和「中國百名優秀企業家」等殊榮。
當然，並非所有小販都能發展出龐大的生意規模，但從「走鬼檔」做到店舖是常見的故事，而憑藉自己在街頭的辛勤工作扶養子女長大，也幾乎是每個小販背後的故事。
阿芳姐4歲來港，跟着媽媽在街市賣菜，後來轉賣衣服和百貨，1967年拿到小販牌照，斷斷續續做了67年小販，如今兒女早已成家，孫輩也上了大學，有一個還在英國留學。被問及打算什麼時候退休？「我日日都唔想做，但唔做就冇飯食。」阿芳姐說，自己不識字，沒有人會請，就算有工也做不來。她做過、酒樓、影視片場，最終還是回歸小販的老本行。「讀不成書嘛！你能讀到書，學業有成，就有機會啊！」說着說着，阿芳姐指了指在附近幾個小販：「如果你想知道一模一樣的（背景），大家都是一樣的啦！」
別對基層太苛刻
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很多低技術勞工以「家境貧困」為理由申請小販牌照，希望自食其力改善家庭經濟狀況。值得一提的是，那時的港英政府已把「小販牌照」視為「社會福利」，強調必須發牌管制，以免影響社會秩序；而1957年出台的小販報告《Hawkers - A Report with Policy Recommendations》更為往後的小販政策定下基調：當經濟不景，可以放鬆管制，給予基層謀生之道；當經濟繁榮，就嚴格監管，並逐步取締。
到了1960年代，小販行業已經非常旺盛，據說全港有近30萬名小販。但10年後，由於經濟迅速增長，港府也隨即立例加強監管，劃定小販認可區、把小販遷入街市、停止發放小販牌照。至1980年代，市政總署甚至強調家境貧困者應當向社會福利署求助，而非申請小販牌照，小販人數不斷大幅下降，只剩下約2萬人。這實在令人疑惑，港府竟然寧願讓基層市民去「攞綜援」，也不願意善用政策鼓勵他們自力更生。
江玉歡小時候也幫着母親做過小販，賣過菊花、百合、羅漢果等食材，對小販議題很有感觸。「香港政府對用雙手去謀生的基層市民太苛刻，他們不是靠偷靠騙，而是靠自己雙手，日曬雨淋去賺錢，怎麼可以這樣罰他們呢？」她始終相信，作為有為政府，只要管理得當，給小販留個空間去賺錢謀生，這個行業一定可以再次成為香港獨特的文化標記，「不能夠因為管理小販難度大，就不去做、直接取締，這種施政態度很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