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中美俄峰會重塑和平新秩序
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召開。按慣例,APEC是亞太區域經濟政策協調的平台,由各成員輪值主辦。然而,今年這場在中國舉行的峰會,其分量與意義已遠超地區與經貿範疇——中美俄三國元首在此舉行歷史性會晤並發表和平宣言,為此次峰會賦予了足以載入史冊的特殊意義。
戰火陰霾籠罩四海
中國擔當穩住大局
要讀懂深圳峰會的分量,必須先看看當下的世界正發生什麼事情。俄烏戰爭仍在進行,戰場拉鋸仍在吞噬生命,政治角力亦在消耗相關國家的資源與耐心。以色列在加沙製造的嚴重人道主義災難仍在繼續,並在中東不斷挑起和擴大戰爭。美伊戰事尚未平息,全球能源與供應鏈體系遭到深度衝擊。今年初,美國無視國際法準則,悍然對主權國家委內瑞拉發動突襲軍事行動,強行控制該國總統馬杜羅及其夫人並押往美國受審。曾經作為世界中心的歐洲,如今正遭受從內到外多重夾擊。中等強國在重新校訂自身地位與國際關係。與此同時,人工智能(AI)正掀起第四次產業革命,貿易保護主義與逆全球化暗流洶湧來襲。
舊秩序正在肉眼可見地崩塌,而新秩序還尚未完全成型,人類正處於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歷史十字路口。國際輿論場充斥着兩種悲觀的宿命論。一種認為世界正滑向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危險深淵——已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多次警告,今日之危機遠甚於1914年,在核威懾、AI武器與遠程精準打擊高度發達的時代,大國一旦誤判失控,後果將是毀滅性的;另一種則緊盯中美博弈,斷言隨着中國全面崛起,當權力在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劇烈轉移,世界終將難逃「新冷戰」鐵幕甚至「修昔底德陷阱」,導致全球化徹底終結。
拒走列強分贓舊路
共商多邊和平新章
然而,這兩種最壞的劇本至今並未上演。關鍵原因之一,在於中國在驚濤駭浪中保持了戰略定力,發揮了穩定全球局勢的「壓艙石」作用。當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的美俄兩國直接深陷戰火、英法亦間接捲入地緣衝突之際,中國成為五常中唯一超然於戰火之外、並具備勸和促談空間的建設性力量;而在世界經濟復甦乏力之際,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多年穩居30%左右,依然是驅動貿易聯通的重要引擎。當然,一紙和平宣言並不能一勞永逸地消弭大國間的結構性矛盾,台海局勢與地緣暗湧依然考驗各方克制;但中美俄「三巨頭」會晤在深圳同步登場,正是國際社會對中國地位與勸和促談努力的最高肯定。
中國並非沒有自身的難題與挑戰,單是台海局勢,稍有不慎便可能引爆大規模地緣衝突,將相關國家捲入其中。實事求是,以中國今日之體量與實力,若效仿歷史上的傳統列強,完全有資本與他國搞「大國共治」、劃分勢力範圍。但中國沒有這樣做,甚至婉拒美國的G2建議。相反,中國以東道主身份,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亞太各經濟體共商發展大計,並將美俄這兩個深陷戰爭泥潭的大國請到同一張談判桌前,為平息戰火尋找理性出路。
雙邊支點聯通美俄
南方信任凝聚共識
不少媒體將中美俄深圳會晤貼上「雅爾達2.0」(Yalta,又譯雅爾塔)的標籤。這無疑是一種誤判。深圳峰會絕不可能和雅爾達會議有任何關係。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本質上是傳統列強在二戰尾聲劃分勢力範圍、秘密規劃戰後秩序的「大國俱樂部」分贓會議,底層邏輯是赤裸裸的「實力即正義」,浸透着強權政治與霸權主義底色。然而,今日的深圳峰會,既無秘密交易,亦無勢力範圍的瓜分。中國以東道主身份,婉拒了過往美方曾拋出的「G2大國共治」誘惑,堅持在平等互利基礎上與亞太各經濟體共商發展,同時將美俄兩個深陷戰爭泥潭的大國請回談判桌,為地緣降溫尋找出口。這種立足於《聯合國憲章》宗旨、尊重各國主權與「和而不同」的東方治理思路,與舊雅爾達體系有着雲泥之別。
從地緣實力的客觀消長來看,美俄兩國也不具備當年美蘇劃分世界的條件。俄羅斯已遠非當年在東歐摧枯拉朽的蘇聯可比。一場延宕數年的俄烏戰事,將其軍事、經濟與科技短板暴露無遺,傳統勢力範圍大幅萎縮,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國民的堅韌犧牲與核武庫艱難維繫大國地位。另一端的美國也不再是二戰後那個集道義光環與絕對實力於一身的「救世主」。今天的美國正經歷結構性衰退:製造業與工業規模已被中國全面超越,軍事優勢不再遙不可及,道德上遭遇嚴重質疑,內部政治極化撕裂,傳統盟友離心離德。
百年跨越告別被動
深圳灣畔重塑秩序
平心而論,無論是華盛頓還是莫斯科,如今都已不具備定義世界秩序的道義與現實能力。恰恰相反,如今這兩個國家,都需要中國幫助,為體面走出戰爭尋找契機。中國之所以能促成並召集「三巨頭」會晤,背後有着清晰的現實主義外交邏輯。從雙邊關係架構看,中國既與俄羅斯保持着高水平戰略協作,又與美國維持着溝通與戰略穩定框架。這種獨特的「雙邊支點」結構,使北京成為當今世界唯一能同時與美俄最高層保持有效對話的大國。
更深層的原因在於,中國數十年來專注自身發展所積累的綜合國力,贏得了特朗普與普京這兩位極具現實主義色彩的領導人的尊重認可和務實對待。與此同時,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全球南方」一員的身份,以及長期堅持不干涉內政的外交信譽,讓廣大亞太國家感到安心——各國深信中國搭建的舞台不會成為犧牲小國利益的交易場,無論是尋求戰略自主的中等強國,還是渴望發展的新興經濟體,都能在多邊合作中找到利益交集。
回望百年近代史,深圳峰會的歷史坐標尤為清晰。1919年的巴黎和會確立了由西方列強主導的「凡爾賽體系」,同為戰勝國的中國,主權與領土利益竟被列強私相授受,最終激起了改寫現代史的五四運動;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定義了戰後世界格局,當時的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只是「被定義者」。百年轉瞬,如今西方中心的舊格局已然鬆動,中國正從國際體系的參與者,一步步走向「新秩序塑造者」,而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正是這一歷史跨越的最佳縮影。2026年的深圳峰會,既不是列強分贓的「巴黎和會」,也不是劃分勢力範圍的「雅爾達會議」,而是一場踐行多邊主義、為動盪世界錨定和平航向的時代盛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