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近日，保安局針對2019年修例風波中被捕而尚未被起訴的人士，推出一項特別項目，旋即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與熱議。撇除個別演藝界人士出任導師所引發的輿論枝節，事件中最值得深究的法理爭議，實為《普通法》下「無罪推定」的原則。既然涉事者未經法庭正式定罪，為何需要接受帶有懲教意味的更生安排？不少法律界及社會人士從刑事訴訟程序的嚴謹性出發，質疑當局在涉案者未獲法院判定有罪之際，便以接受更生作為免予起訴的條件，此舉在法理邏輯上恐有「未審先判」之嫌?

然而，若將此觀點置於現代法理學的深層次探討，並結合「社會復和」（Social Reconciliation）的現實需求來審視，便會發現上述質疑未免流於片面。必須先釐清一項核心法理概念：「無罪推定」固然是刑事訴訟程序中，保護被告免受公權力不當侵害的絕對防線。但這道防線從未排斥、更未禁止個人基於自由意志，在正式司法程序啟動前，主動尋求自我反思與糾正行為的途徑。現代司法體系早已超越單一的懲罰性思維，轉而擁抱「恢復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的理念，這正是理解是次特別項目的關鍵起點。

事實上，這種安排與本港現行的「警司警誡計劃」（Superintendent's Discretion Scheme）等非司法化處理方式，實有一脈相承之法理邏輯。該計劃容許警司或以上職級的警務人員行使酌情權，對干犯刑事罪行的18歲以下青少年予以警誡並輔以監管，從而免除起訴。自2008年起，此項酌情機制更延伸適用至65歲或以上、涉嫌干犯刑事罪行的長者，涉案長者在接受總警司警誡後同樣可免於起訴。

「恢復性司法」的核心，在於修復因違法行為而受損的社會關係，並促使當事人自發地承擔道德與社會責任。在此過程中，法庭的正式定罪絕非啟動修復程序的先決條件。若社會大眾僵化地認定，唯有被法庭定罪者才需要或適合接受更生，這不僅是對更生概念的嚴重狹隘化，更是對人性向善潛力的低估。

更生之概念，實不應局限於對既定罪犯的強制改造，而應作更廣義的詮釋，視之為認知層面的重塑，以及公民責任感的覺醒。透過正向活動與良師益友的啟迪，參與者得以在非對抗性的氛圍下，重新審視自身與國家及社會的連結。這不僅有助於個人重新出發，對於防範未來潛在的違法風險、促進社會的長遠和諧，更具有不可估量的預防價值。

至於堅信自身清白、對指控存有異議的人士，現行司法體制依然為其保留了完整的抗辯空間，這正彰顯了該計劃的程序公義。既然項目建基於自願參與的原則，自認無辜者絕對有權拒絕參與，並透過正式的司法程序以證清白。法庭的大門始終為尋求公義者敞開，「無罪推定」原則在司法程序中依然不可動搖。

因此，該特別項目的存在絲毫沒有削弱「無罪推定」的適用性。它僅是為具備悔意、不願經歷漫長訴訟程序並渴望重新出發的人士，提供一條具建設性的替代途徑。若將此自願性質的替代機制曲解為對「無罪推定」的踐踏，在邏輯上實難成立，皆因最終的選擇權始終牢牢掌握在當事人手中。

在審視這項政策的具體執行時，亦不應忽略其低調處理背後的務實考量與管治智慧。保安局至今未有公佈確切的參與人數，此舉實屬明智且具遠見。不公開具體數據，恰能有效避免社會上形成「從眾效應」或無形的同儕壓力，從而確保每位參與者皆出於純粹自願與真誠悔意，而非盲目跟風或迫於形勢。這種精心的「政策留白」，正好過濾了動機不純的投機者，將寶貴的社會資源與更生機會，精準投放予真正渴望改過自新的人。

與此同時，社會上仍有少數別有用心者企圖透過滋擾與威嚇，阻撓這些參與者的更生進程。當局藉由高度保護參與者的私隱與安全，確保他們能在免受外界政治干擾的環境下完成計劃，充分展現了特區政府的擔當。當參與者在計劃完成後寫下真摯感言，表達對昔日受人煽惑的悔疚，這種實質的更生成效，無疑是對所有質疑聲音最有力之回應。

進一步而言，社會大眾必須正視香港在經歷「黑暴」後，所面臨的深層次心理與文化修復工程。當年許多參與其中的人士，其行為根源往往在於對國家的歷史、文化及現代發展缺乏全面且客觀的認知。在資訊碎片化與政治極端化的推波助瀾下，他們對國情產生了嚴重的誤解甚至敵意。因此，將認識國情納入該特別項目的核心內容，展現了極高的針對性與建設性。

這不僅僅是一次免於起訴的法理寬容，更是一場深度的國情啟蒙。當參與者能夠親身了解國家的真實面貌，明白國家安全乃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基石，他們所建立的將不再是基於恐懼或被迫的順從，而是源於理解的認同與尊重。這種由內而外的認知轉變，實非單憑嚴刑峻法所能企及，它正正觸及了社會長治久安的根本。歸根究底，法治的最終期許從不在於盲目擴大懲治網，而在於修復社會秩序、增進公眾福祉，並達致實質之公義。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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