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志遠專欄

6月10日，太古城廬山閣一對母女在同一天先後墮樓離世。48歲的母親早上身亡，12歲的女兒目睹一切，送院評估並隨父返家後，她也選擇了同一條路。流程看似完整——有醫生、有社工、有家人跟進——但悲劇仍然發生。這正是最令人痛心之處，不是沒有人介入，而是整個制度的網絡，在最關鍵的一刻出現了漏洞。

表面是家庭悲劇
實為社會結構問題

要理解這宗悲劇，必須先看清香港社會的情況。根據香港家庭福利會今年最新的「香港家庭幸福指數」調查，指數雖微升至6.09分，但整體仍只屬「一般」水平，「家庭健康」及「家庭團結」等核心範疇均未見顯著改善。全港約52萬人處於「家內孤島」狀態，每五人便有一人被界定為孤獨。

與此同時，香港心理衞生會聯同中大社會工作學系今年三月發布的最新調查發現，港人抑鬱及焦慮指數雙雙創歷年新高，分別達7.27分及5.9分；18至24歲青年中高達43.5%受「中度至重度抑鬱」影響，「重度焦慮」比例更較上次急升四成。數字清楚說明，家庭情緒危機是持續累積的結構性問題，而非一時偶發。

壓力從哪裏來？
學業文化是核心

據報，事件的導火線是母女之間的教育問題爭執。這並不令人意外，據調查顯示，影響香港青少年精神健康的三大因素，依次為學業成績（92.7%）、家人期望（90.8%）及家庭關係（90.5%）。學業壓力與家庭張力早已緊密纏繞，互相放大——孩子承受的，往往不只是考試壓力，而是在比較與期望之間，對自我價值的持續懷疑；父母承受的，是焦慮與管教之間的長期拉鋸。這種張力日積月累，一旦觸發，後果可以極為嚴重。

「愉快學習」在香港教育政策中談了多年，卻始終停留於口號層面。真正的愉快學習，不是減少幾份功課那麼簡單，而是需要從根本重新思考評核制度的設計——減少以一次考試定成敗的機制、引入多元評估方式、讓學習回歸探索與成長。與此同時，家長教育同樣不可缺少：當父母的焦慮未能疏解，再好的課程改革也難以在家庭關係中發揮作用。教育局、學校與家長三方必須同步推進，方能真正紓緩積累已久的家庭情緒張力。

求助無門因服務資源嚴重滯後

即使家庭意識到問題並主動求助，現行服務體系本身亦是重重障礙。精神健康服務的輪候問題長期未解：根據醫管局截至2025年9月的數據，精神科門診穩定新症共有41,431人輪候，最長輪候時間達99周，即接近兩年；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間，精神科門診全年共有53,470個預約新症，需求持續上升。

前線家庭服務社工的處境同樣嚴峻，業界多年來已不斷反映個案量超出合理水平，社工須同時處理個案跟進、危機介入、治療小組及公眾諮詢等工作，根本難以對每個家庭作出深入評估。在人手未能配合需求的情況下，要求社工主動識別潛在危機，是制度性的不切實際。政府應就現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的實際人手及個案量，作出透明公開的檢討，並訂立合理的工作量上限。

為何危機發生後仍跟進失效？

資源不足，已是沉痾。但今次事件更進一步暴露的，是即使危機已經發生、介入已經啟動，跟進機制仍然出現斷裂。女童在母親離世後曾被送院，由醫護人員及社工進行評估，其後在家人陪同下返回住所，但悲劇仍未能避免。社署亦確認，母女均非事前的跟進個案。

所以我們應認真研究，以現行的危機評估機制，是否足以識別及持續支援急性創傷個案？預防性識別機制是否存在系統性缺口？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有責任主動啟動政策檢視，全面評估現行三層應急機制（預防、識別、介入）在危急個案上的實際執行漏洞，而非等待下一宗悲劇發生後才亡羊補牢。

預防、識別、轉介缺一不可

社會接下來必須從三個層次同步推進：

第一，建立跨界別的高危家庭識別網絡。學校、醫院、社福機構以至私人企業，都應成為危機識別的觸角，並建立清晰的即時轉介路徑，確保個案在任何接觸點都能獲持續跟進，不在部門交接的縫隙中消失。

第二，加強醫社合作，縮短精神健康服務輪候時間。現行醫療與社福系統之間的轉介機制零散，必須系統性整合。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應牽頭制訂具體的醫社合作框架，訂立服務承諾指標，讓有需要的家庭能及時獲得適切支援，而非在輪候中坐困愁城。

第三，推動公眾情緒教育，破除求助污名。調查顯示，約五成半港人面對情緒困擾時不會或不確定會尋求專業協助。情緒求助的文化障礙至今未除，公眾教育必須成為政府施政的核心部分，而非邊緣補充。學校、社區及媒體都是重要的教育平台，必須善加利用。

制度改革從來不容易，但每一次拖延，都可能是另一個悲劇的代價。這宗悲劇，不應只成為一時的新聞焦點，而應成為推動制度根本改變的轉捩點。

作者狄志遠是新思維主席，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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