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冠麟專欄

7月6日，台北戲劇獎頒獎禮上，導演洪千涵穿着亡父西裝、挺着八個月孕肚登台領獎時透露，她與同性伴侶曾睿琁為了「擁有彼此基因的孩子」，決定由弟弟洪唯堯捐贈精子、曾睿琁提供卵子，再植入洪千涵子宮懷孕。弟弟的精子、同性妻子的卵子、自己的子宮，一個家庭體系中三個不同成員的遺傳與身體資源，被人工組合在一起。評審團盛讚其「將劇場公共性發揮得淋漓盡致」，頒予最佳導演獎及最佳獨立精神獎。台媒同樣一片頌揚。

藝術的先鋒實驗可以毫無底線嗎？

這場「倫理實驗」，從一開始便遺漏了最重要的持份者。那個嬰兒從未被問過是否願意參與。更令人不安的是評審團的態度：他們將一個陷於道德爭議的生命，視為「藝術作品」的延伸，將其注定要面對的身份混亂稱為「藝術的公共性」。

看過日本動漫《鋼之鍊金術師》的人，大概都不會忘記修·塔克將女兒和寵物狗鍊成合成獸的一幕。即使在動漫世界，這一幕也對全球觀眾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至今仍然深刻。一個真實生命將來或因觸及社會倫理底線而產生的苦痛，竟可被視為「實驗數據」；而評審團不僅沒有對洪千涵測試倫理道德予以批評，更頒發獎項為其背書，等於宣告所謂藝術的先鋒實驗可以毫無底線、凌駕人的尊嚴，實在荒天下之大謬！

亂倫在所有不道德行為中最嚴重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在1898年發表的《亂倫禁忌及其起源》中，將亂倫禁忌提升至社會學的核心命題。他開宗明義指出，亂倫不僅是被禁止的，更被視為所有不道德行為中最嚴重的一種。正因如此，亂倫禁忌應被理解為社會規制的最初形式。

「同姓不婚」——在古代中外國家皆然，從「優生學」的角度避免近親繁殖，從而降低遺傳病的發病率。芬蘭人類學家韋斯特馬克（Edvard Westermarck）提出的「韋斯特馬克假說」認為，從小共同長大的兒童（特別是在六歲前），成年後通常不會對彼此產生性吸引力，這是一種人類演化出的本能，用以避免近親繁殖，可被理解為人類在生物學上的「先天厭惡」。涂爾幹則另闢蹊徑，論證亂倫對於社會結構的顛覆破壞。

涂爾幹認為，亂倫禁忌的根源在於社會結構本身。他追溯至圖騰制度：氏族成員因共享同一圖騰而被視為同一血緣共同體，圖騰是神聖之物，象徵着「血的共同體」。同一氏族內的性關係之所以被禁絕，並非因為他們有生物學上的血緣關係，而是因為他們共享同一神聖符號。禁忌的對象不是「親屬」，而是「氏族」，一個社會建構的群體。換言之，亂倫禁忌的本質，是社會為了自我保存而設立的第一道邊界。它定義了誰是「自己人」、誰是「外人」，定義了什麼可以混合、什麼必須分離。沒有這道邊界，就沒有社會。

孩子被懸置於社會結構真空地帶

涂爾幹進一步指出，家庭是最早的道德共同體，家庭情感是最早的宗教形式，因此家庭關係總是帶有神聖的色彩。男女性愛則以自由為核心，屬於凡俗領域。亂倫禁忌之所以是所有文化中最嚴重的禁忌，正是因為它將兩種本應涇渭分明的領域，即家庭的神聖秩序與性愛的凡俗衝動，混雜在一起。這個「聖俗二分」的框架，為我們理解洪千涵的個案提供了銳利的分析工具。

從生物學角度看，這不是性交意義上的亂倫。但從社會學角度看，這是對家庭結構中角色與關係的系統性混淆。孩子將同時擁有一個提供基因的舅舅、一個提供卵子的母親伴侶、一個提供子宮的母親。家庭中最基本的稱謂系統，父親、母親、舅舅，在這個孩子身上集體失靈。一個孩子若無法用任何現有的家庭語言描述自己的出身，他的存在便懸置於社會結構的真空地帶，一個沒有清晰歸屬、沒有明確位置的縫隙。這不是對亂倫禁忌的「突破」，而是對亂倫禁忌所依託的社會分類體系的瓦解。

挑戰集體意識中對家庭基本理解

這個孩子未來要面對的問題，遠比成人世界的抽象辯論更為具體。他要叫媽媽的弟弟什麼？舅舅，還是爸爸？他要叫媽媽的同性伴侶什麼？媽媽，還是爸爸？當同學問起「你的父母是誰」，他要如何回答？「我的爸爸是我的舅舅？」「我有兩個生母？」

洪千涵等人創造的家庭結構，從根本上挑戰了集體意識中關於家庭的基本理解。當一個家庭結構無法被社會的集體意識所容納，孩子將承受集體意識與個體身份之間的巨大裂縫。涂爾幹曾警告「失範」（anomie）的危險：當社會規範模糊或崩潰時，個體將陷入無所適從的焦慮。這個孩子未來面對的，正是一種結構性失範，他無法用社會現有的任何一套語言來回答「我的父親是誰」、「我的母親是誰」。

這些問題停留在哲學思辨層次還好，但成為一個人每天要面對的現實，則是極度殘忍的事，等於被強行懸置於社會分類系統的縫隙之中，被迫承擔成人世界倫理實驗的全部後果。而這一切，只因為三個所謂的藝術工作者，想要一個「擁有彼此基因的孩子」。

成年人的自私不應由下一代買單

亂倫禁忌經歷了數千年的演變，才形成今天我們視為「常識」的家庭結構。這些結構之所以存在，不是因為古人愚昧，而是因為它們在漫長的社會演化中被證明是維繫社會團結的有效形式。洪千涵等人或許真心相信自己在「拓展家庭的定義」。然而社會規制的原始形式之所以被確立，正是為了防止這種對社會基本結構的任意瓦解。當「打破禁忌」本身成為目的，我們便忘記了禁忌之所以存在，是為了保護那些最無力保護自己的人。

稚子無辜。洪千涵、洪唯堯、曾睿琁三人作為成年人，有能力理解這個家庭結構的複雜性，有能力承受社會觀感，有能力為自己的選擇辯護。評審團則以獎項為他們背書，將這場倫理實驗包裝成「藝術成就」，進一步強化了一種危險的價值排序，藝術的創新可以凌駕於人的尊嚴之上。

我奉勸廣大的台灣同胞必須認真杯葛此三人的荒誕行為，批判台北戲劇獎的專業操守與倫理觀念。台灣當局亦應立即對此三人是否有違反亂倫及其他當地輔助生育之法律展開調查。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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