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7月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社交媒體發表聲明，宣稱美軍自當日起接管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控制，並自稱為該海峽的「守護者」。對所有經過該海峽的貨物，尤其是原油與液化天然氣，徵收20%的安全通行費，同時重新實施對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鎖。表面上，相關聲明以「公平分擔」為名，指美國長期承擔航道安全成本，理應由受惠國共同分攤軍費。實際上，卻是將國際公共航道私有化，並把軍事控制與經濟收費合而為一。此舉不僅削弱國際航運秩序的可預測性，亦釋放出危險訊號，即任何掌握軍事優勢的國家，均可憑藉武力對全球共用的海上通道設定價格。若此種邏輯被接受，受損的將不僅是伊朗及中東諸國，而是整個依賴自由航運的國際經濟體系。（編按：本文刊登之前的美國時間7月14日，特朗普突然又宣布取消徵收上述費用的決定。）

霍爾木茲海峽屬於國際航行水道，其通行安排受國際海洋法及相關國際慣例規範。任何國家若單方面對經過主航道的船舶徵收通行費或關稅，均欠缺充分法律依據。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亦已明確表示反對。當一個大國將海峽安全視為可由自身提供並收費的私人服務，實際上便是把「公法秩序」降格為受武力支配的「商業安排」。此類做法一旦被接受，其他控制海峽、港口、運河或關鍵海上節點的國家，亦可能仿效，向全球供應鏈收取所謂「保護費」。屆時，國際法將不再是約束權力的規範，而會淪為權力者自行詮釋的工具。從此角度看，這不只是單一政策問題，而是對國際法治的嚴重結構性衝擊。

特朗普的帖文最具挑釁性的部分，在於將美軍定性為霍爾木茲海峽的「守護者」，並暗示只要並非伊朗船隻，海峽即可維持開放。表面上，這似乎保留通行自由。實際上，卻等同將通行的決定權交由美國軍方，由其決定誰可通過、誰須受限，以及通行成本如何計算。此舉不僅屬於安全管制，更明顯帶有主權延伸的意味。若再配合對伊朗港口及海岸線的封鎖，以及禁止伊朗籍或為伊朗服務船隻進出海峽的安排，便可見其目的並非單純維持秩序，而是透過經濟封鎖與航道控制同步施壓，迫使伊朗在軍事與經濟層面同時承受壓力。其危險之處在於，這種做法會將局部衝突制度化，令危機由一次性事件演變為可持續擴散的長期對抗結構。

在經濟層面，若按每桶原油逾80美元計算，20%的通行費已相當於每桶額外增加至少16美元成本。對一艘可承載約180萬至220萬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輪（Very Large Crude Carrier）而言，單次通過海峽的費用即高達2,880萬至3,520萬美元，顯然已超出一般商業成本範疇，並足以扭曲國際能源定價機制。若將相關費用全面轉嫁，原油到岸價格極可能升至每桶約100美元或以上。按戰前每日約15至20艘超大型油輪經霍爾木茲海峽通行估算，單日可抽取的費用已達約4億至7億美元。若長期持續，全年收入更可能達數千億美元。換言之，所謂「安全通行費」並非象徵性收費，而是將國際公共航道變成巨額財政「抽水」工具，對全球能源市場與國際貿易秩序造成直接而粗暴的再分配，而相關成本最終仍由全球供應鏈、下游工業及終端消費者承擔。

若相關政策真正落實，影響將遠超原油市場本身。石油及液化天然氣價格的波動，會迅速傳導至航空、航運、製造、電力及化工等行業。能源成本一旦被人為推高，企業通常只能透過壓縮利潤、轉嫁成本或削減投資應對，結果必然抑制增長、推升通脹，並延長全球高利率環境的持續時間。過去兩年，各國央行方才逐步壓低疫情後通脹。倘若霍爾木茲海峽局勢惡化導致能源價格再度急升，通脹勢將回升，貨幣政策亦可能被迫維持偏緊。對亞洲製造業而言，這等同再次承受能源、物流與融資三重壓力。對高度依賴出口及進口能源的經濟體來說，更會直接削弱其成本競爭力。

在亞洲各國之中，受衝擊最深的，無疑是那些能源依賴度高、外貿依存度大，且缺乏替代航道緩衝的經濟體。日本、韓國、印度及多個東南亞工業鏈條，均可能因運費、保費、油價及交貨期的不確定性而承受壓力。香港雖非能源生產地，卻是國際金融、航運及商品定價樞紐。一旦霍爾木茲海峽風險上升，貨運安排、航線調度、保險費率及企業融資成本均會受到牽動。香港不僅是轉口港，更是風險傳導的重要觀察點。當全球供應鏈因單邊軍事行動而失去穩定預期，市場對區域經濟的定價亦會趨於審慎，甚至更為保守。換言之，亞洲並非旁觀者，而是直接承擔風險的一方。

更令人擔憂的是，特朗普的最新立場與國務卿魯比奧於6月23日公開表明「任何國家均不得就國際水道徵收通行費或費用」，以及「海灣國家對此並無支持」的說法，明顯完全相反。這種政策急轉，不僅反映白宮內部協調失序，亦顯示決策可能受個人情緒、政治表演與權力衝動所主導。外交政策若反覆無常，盟友與市場便難以建立穩定預期。當一個國家不再視承諾為承諾，而是把聲明當作即場表演，國際談判秩序便會隨之受損。

隨着局勢升溫，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與沙特之間的緊張關係亦可能再度惡化。倘若沙特與胡塞衝突全面重啟，紅海勢必成為前線。一旦紅海受阻，全球航運便須繞道好望角，成本將大幅上升，蘇伊士運河的通行量亦會即時受挫。若霍爾木茲海峽同時受阻，而紅海亦失去穩定通行能力，全球能源與貨運將面臨雙重樽頸，航線被迫拉長，時間、燃料、保險及船期成本均會全面增加。對亞洲而言，這不僅意味着原油價格上升，更代表整體海運網絡承受壓力。香港作為航運及貿易樞紐，不能僅將此類事件視為遙遠的地緣政治波動，而應認真評估貨運改道、保費上調、通脹傳導、企業庫存及供應鏈重組所帶來的連鎖效應。當全球關鍵水道同時失穩，任何依賴準時交付、低庫存運作及跨境金融結算的經濟體，都會感受到實質衝擊。

真正令人不安的，不只是霍爾木茲海峽是否被收費，而是美國若把這套模式當成新常態，國際秩序便會被推向一種以制裁代替規則、以軍事代替法治、以收費代替公共性的危險方向。這種做法的深層後果，並不止於伊朗或中東，而是整個全球經貿體系的信任基礎被削弱。當海上通道不再是可預測的國際公共財產，而變成由某國總統按政治需要臨時定價的工具，所有經濟體都會開始為最壞情境作準備。屆時，資金、貨物與投資的流向都會更趨保守，供應鏈會更分散，成本會更高，市場會更焦慮。對亞洲社會尤其如此，因為這裏既是全球製造中心，也是能源消耗重點，更是資本流轉最活躍的地帶。

香港在此局面下需要的是對國際法、航道自由與區域穩定的堅定維護。作為國際金融與航運中心，香港一向倚賴開放、法治與可預測性。若全球海運秩序被少數強權以武力與收費重新分配，香港所處的外部環境必然更不穩，風險溢價也會隨之上升。因此，香港對這類事件的判斷不能停留在新聞層面，而應從成本、供應鏈、保險、融資與通脹五個維度作出準備。更重要的是，當某些大國把國際公共通道變成私人提款機時，亞洲國家更要堅持多邊主義與海洋法治，避免世界回到弱肉強食的舊秩序。

國際海路的安全，不是任何一國可以獨攬私有的商品，而是全球共同依賴的制度資產。當一位領袖把這份資產視為收費工具，他損害的不只是某條海峽，而是整個世界對秩序本身的信任。今日的霍爾木茲海峽，明日就可能是別的海峽、別的運河、別的航路。若無人及早制止這種趨勢，世界終將被迫接受一種更粗暴、更不穩定的國際常態。而在這樣的常態之下，最先承受代價的，往往正是那些從來沒有參與制定規則，卻必須替規則失效埋單的亞洲經濟體。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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