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科研時代之問:香港需要多少醫生,又需要多少科學家?
近年,人工智能(AI)幾乎被塑造成「無所不能」的象徵。任何問題,只要答案中提及「AI」,相關問題便似乎便能獲得圓滿解答。市場情緒亦受此敘事推動,資金與輿論一面倒追捧相關技術及相連產業,卻忽略真正承受高強度競爭、資源消耗與時間壓力的,是技術背後的研發團隊。若只看見成果表面,便容易誤以為「創新」是一條平順直線。實際上,現代科技競逐的核心,在於能否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在極短時間內完成高密度、長周期且充滿不確定性的知識生產。這種現實,也正好映照本港長期存在的一個教育現象:最頂尖的本地年輕人,尤其是每年DSE與IB狀元,升學去向往往高度集中於本地醫學院。表面上,這是「個人選擇」;深層而言,卻是風險、回報、制度安排、文化偏好與社會價值排序共同作用的結果。
近日國際科技界一則消息引起廣泛關注:中國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Moonshot AI) 推出大型語言模型Kimi K3,採用「開源開放」權重模式,據稱訓練與部署成本僅為美國頂尖模型的2%,卻在編程測試中表現突出,甚至超越剛面世不足一個月、被視為極強的美國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的大模型Claude Fable 5。
這現象未必能夠代表整個AI版圖的最終走向,但足以說明,今日AI競賽早已不再只是比拼誰先推出模型,而是比拼誰能以更精準的組織能力,把研究、工程、算力、資料、產品化與部署整合成一個高效系統。更重要的是,表面上的突破背後,其實承載大量外界難以直接看見的專業門檻。由基礎研究、模型架構設計,到訓練資料治理、部署優化,再到安全評估與商業落地,每一環都需要高度專門知識,而且每一步都可能因競爭對手迅速迭代而在短時間內失去原有優勢。這正是AI行業最殘酷之處:成果看似耀眼,過程卻充滿不確定。外界只看見發佈會當日掌聲雷動,卻少有機會看見背後數年甚至十年的沉默累積。
若把上述情況放回本港年輕人的升學與職涯選擇,便不難理解為何醫學院長期成為狀元首選。這並不僅因為醫生收入穩定、社會地位高,更因為醫學這條路徑具有高度制度化與可預測性。對一名已在公開考試中證明自身能力的學生而言,選擇醫科,意味着在規則相對清晰的框架內,進入一條社會認受性高、職業階梯明確、風險較可控的上升通道。六年課程加一年實習,再經醫管局或相關機構系統訓練,逐步成為專科醫生,過程雖然辛苦,但其代價、節奏與回報均大致可以預見。
相較之下,投身科研則屬於另一種成本結構:先要入讀世界頂尖大學相關科研學科,再於匯聚全球英才的學術環境中突圍而出,繼而爭取研究機會、資助、博士資格與博士後位置,最後才有機會進入龍頭科研企業或頂尖實驗室實現抱負。即使一切順利,整個過程往往仍需八至十年,甚至更久。這並非單純「多讀幾年書」,而是長期處於高壓、競爭與不確定性交織的環境之中,並且要承受研究成果隨時被迅速替代的現實。若一個人花了多年心力建立的方法、模型或系統,最終卻被另一個團隊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超越,對當事人而言,那種失落不只來自結果本身,更來自投入與回報之間的巨大落差。聰明人最難承受的,不是一無所有,而是曾經握在手中的優勢突然消失,且永遠無法回頭。
因此,真正值得分析的,不是本地年輕人是否「怕辛苦」,而是制度如何塑造理性選擇。任何狀元都不是在真空中作決定。他們必須考慮家庭對回報的期望、社會對穩定的偏好、資助與機會成本、本地科研生態的成熟度、國際競爭格局,以及自己能否在長期不確定中維持動力。若一個社會的科研職位供應有限、研究平台分散、頂尖科研資源相對匱乏,而薪酬與職業發展又難以與其他專業並駕齊驅,那麼即使狀元本身對科研有熱情,也未必會把它視為最穩妥的職業。相反,醫學體系提供的是一條高度制度化的道路,專業身份清晰,職業倫理明確,社會對其功能亦有持續而剛性的需求。故此,狀元集中選擇醫科,不宜簡單歸結為「崇尚穩定」四字,而應理解為對本港整體激勵結構的一種理性回應。
然而,若僅以收入與穩定解釋,仍不足以說明現象的全貌。更深層的原因,在於本港社會長期偏重「可即時觀察的貢獻」,而相對低估「需要時間累積的價值」。醫療的工作直接關乎生命,成果立見,責任範圍亦明確,市民容易理解其專業價值。相較之下,科研往往須經多年積累才見成效,而其影響多以間接方式呈現,例如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推動產業升級,甚至改變技術路徑。這種差異,令社會資源、名望與掌聲更容易流向可見度高的專業,而對長期研發的容忍與耐性則相對有限。結果,狀元自然傾向選擇回報較快、社會認受性較高的職業,而非那些需要長時間等待成果的科研道路。
這種現象若持續下去,對本港並非沒有代價。醫療人才固然重要,且其重要性無可置疑,但若社會最優秀的學生長期過度集中於少數傳統專業,整體創新能力便可能逐步受限。當世界進入以算法、數據、算力及跨學科整合為核心的新階段,而本地高端人才配置仍過度傾向既有成熟行業,科研投入亦相對不足,結構性失衡便難以避免。換言之,社會固然可以因過去的成功模式而持續獎勵醫生,卻不能因眼前的穩定而忽略未來的競爭。本港真正要面對的,不只是今日有多少位醫生,而是十年後有多少人能夠在全球科研的上游站穩位置。
所以,與其不停追問「為何狀元都去讀醫」,不如進一步思考:本港究竟希望最頂尖的年輕人承擔甚麼角色。若社會只獎勵穩妥,卻不鼓勵開拓。只重視即時回報,卻不珍惜長期投入,人才自然會流向最可預測的道路。反之,若本港希望在未來科技競賽中保有一席之地,就必須讓科研不再只是少數人的理想,而成為可以安身立命的事業。當一個社會能同時尊重醫生的責任、研究學者的堅持,以及工程師的創造力,才可說其人才結構真正成熟。如此,方能讓不同專業各得其所、各展所長,並在穩健與進取之間取得更高層次的平衡。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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