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揭發者|納稅人巨資打造的M+ 淪為私人麻雀俱樂部?

撰文:胡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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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恩威專欄|奇妙的揭發者

維港的風吹過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那巨大的建築佇立在海旁,像一個昂貴而沉默的紀念碑。近日,M+為會員組織了一場「麻雀體驗」,一桌四人價介乎1,800至2,300元,美其名曰「視覺文化」。這則新聞讓我突然意識到,這座由納稅人巨資興建的博物館,如今正在以一種微妙而徹底的方式,完成它從公共文化機構到私人俱樂部的蛻變。

麻雀淪為身份認同的標記?

先說那場麻雀體驗。麻雀本身當然可以是視覺文化的絕佳載體——144張牌,萬、筒、索、風、箭,背後蘊含着易經的陰陽變化、天干地支的時空觀念,乃至中國人對命運與機遇的哲學思考。牌面那些密密麻麻的符號,牌桌上那些手指的動作、眼神的交匯、籌碼的流轉,無一不是豐富的視覺與文化文本。再往深處看,麻雀的牌面設計本身就是一部微型的設計史:從民國時期的竹骨雕刻,到戰後塑膠牌的大量生產,再到今天數碼化的麻雀遊戲,每一副麻雀牌都承載着不同時代的工藝美學與社會變遷。

但M+把它做成了一場會員專屬的高端社交活動,1,800元的門檻,無敵海景的會所,這與其說是探討視覺文化,不如說是在豪宅會所裏辦了一場精緻的「文化下午茶」。麻雀淪為了一種文化符號的消費,一種身份認同的標記,而真正的研究與普及,則被擱置一旁。

M+到底是誰的M+?

從產權上說,M+是徹頭徹尾的公共資產。政府出資興建,從建築到運營,每一分錢都來自香港市民的稅款。在美國或日本,許多博物館由企業或私人基金會全資擁有,它們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私人俱樂部,自有其道理——因為那是私人資本的選擇。但M+不同,它是公共財政的產物,理應服務於公眾,理應以香港本土的視覺文化為本位,理應成為提升市民文化素養的公共空間。

然而現實是,M+的策展方向被兩個不懂中文和沒有亞洲文化研究背景的澳洲人和一個當代藝術韓國策展人牢牢控制,香港和全方位文化的格局在決策層中幾乎缺席。這不是種族或國籍的問題,而是文化本位與學術定位的問題。一個以香港視覺文化為使命的博物館,其核心策展團隊竟然缺乏對香港語言、亞洲歷史與文化脈絡的深入理解,這本身就是一種荒謬。

M+策展與香港有何關聯?

更荒謬的是其展覽策略。M+大量購入與香港毫無關聯的西方模式當代藝術品,甚至斥巨資購置一個日本壽司吧——這與香港視覺文化有何關係?如果說這是「亞洲視覺文化」,那麼請問:什麼是亞洲視覺文化?

是香港的功夫電影嗎?從李小龍到成龍,從《唐山大兄》到《臥虎藏龍》,香港功夫電影創造了一整套獨特的視覺語言——招式、剪接、音效、身體的極限美學——影響了全球電影工業,從荷里活到寶萊塢無不受其啟發。這是亞洲視覺文化最具全球影響力的一支,M+做了什麼?

是王家衛的電影嗎?《花樣年華》裏張曼玉的旗袍與走廊的燈光,《重慶森林》裏金城武的罐頭與重慶大廈的迷宮,這些影像已經成為全球電影美學的經典文本。王家衛以香港為舞台,創造了一種獨特的都市視覺詩學,影響了無數後來的電影人。M+做了什麼?

是楊德昌的電影嗎?楊德昌與香港淵源深厚,他的《恐怖分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一》都是亞洲電影史上的標桿之作。幾年前台灣舉辦了楊德昌回顧展,引起巨大迴響。這樣一位與香港關係密切、在亞洲電影文化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其回顧展為何不能落地香港?一個楊德昌回顧展,必然吸引大量觀眾,也讓大家認識到香港與台灣電影之間深厚的關係脈絡。但M+沒有做,為什麼?

是香港的實驗水墨嗎?呂壽琨、王無邪、梁巨廷、靳棣強等人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在香港這片中西交匯的土地上,將傳統水墨與現代抽象結合,開創了一條獨特的藝術道路。這是香港貢獻給世界藝術史的重要遺產,是真正的「香港本位」視覺文化。M+做了什麼?

是香港的霓虹光管嗎?那些曾經照亮彌敦道、西洋菜街、駱克道的霓虹招牌,是香港城市視覺身份的核心元素。從工藝技術到字體設計,從城市夜景到流行文化,霓虹燈是香港獨一無二的視覺文化遺產。當這些霓虹招牌一盞一盞被拆除,M+作為視覺文化博物館,只買了幾個測試了的霓虹招牌,像死屍一樣存放在一個空間,既沒有把它活化也沒有組織起一個具規模的霓虹光管展覽。

是亞洲的竹文化嗎?從建築到工藝,從日本茶道到中國園林,竹在亞洲視覺文化中無處不在,它既是材料也是符號,既是實用也是精神。一個真正研究亞洲視覺文化的機構,怎會對此視而不見?

是日本AV文化嗎?這當然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題材,但正因為它爭議,正因為它在亞洲乃至全球的視覺消費中佔據了如此巨大的份額,它才更應該被嚴肅地研究。AV產業創造了一整套獨特的視覺語言、身體政治、性別敘事與消費模式,它對亞洲年輕一代的視覺經驗影響深遠。你可以批判它,但不能無視它。一個真正研究視覺文化的機構,應該有勇氣面對這些「低俗」但真實的文化現象,而不是躲在「當代藝術」的安全區裏自我陶醉。

是亞洲的設計嗎?從日本的平面設計到香港的招牌字體,從中國的書籍設計到韓國的產品美學,亞洲設計在半個世紀裏走過了從模仿到原創的歷程,形成了與西方不同的視覺語言與思維方式。這是活生生的視覺文化,是每天與億萬人相遇的視覺文化。

然而在M+的展廳裏,這些真正影響亞洲大眾視覺經驗的文化產物幾乎看不到蹤影。相反,那些在倫敦、紐約畫廊裏流通的西方當代藝術,卻被堂而皇之地包裝成「亞洲視覺文化」的代表。這不是學術定位,這是文化殖民。

患上「國際化焦慮症」的M+

M+似乎患上了一種「國際化焦慮症」。它急於證明自己是一座「世界級」的博物館,於是拼命購買那些在國際藝術市場上有名有姓的作品,拼命舉辦那些與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類似的展覽。但它忘記了,一座偉大的博物館之所以偉大,不在於它多麼像別的大博物館,而在於它多麼不可替代。M+本應成為香港視覺文化的守護者與闡釋者,如今卻變成了一個二流的西方當代藝術陳列室,一個缺乏本土根脈的文化浮萍。

韓國藝術家一個接一個地在M+登場,策展人當然可以辯解說這是「亞洲視野」,但明眼人都看得出,這與決策層中韓國策展人的主導地位脫不了關係。問題不在於韓國藝術本身——韓國藝術當然有其價值,問題在於:為什麼香港的公共資源要用來系統性地推廣韓國文化,而香港自身的文化遺產卻被冷落一旁?如果M+是韓國政府出資的機構,這樣做無可厚非;但M+是香港市民的稅款支撐的,公共資源的分配必須有學術基礎、有社會影響力的考量、有明確的公共性目的。頂尖的博物館都應該做到這一點——用公共資源服務公共利益,而非服務於少數策展人的個人偏好。

財務問題更是令人憂心。M+每年的運營成本極高,每個展覽動輒花費巨額資金,但產出的文化價值與社會效益卻難以匹配其投入。它變成了一個財務黑洞,不斷吞噬公共資源,卻未能交出令人信服的成績單。展覽的粗疏之處,專業人士一眼便能看出,但在香港這個對當代藝術缺乏深度認識的社會裏,這些問題往往被「國際化」的光環所遮蔽。

說到底,M+的困境折射出西方當代藝術本身所面臨的深層危機。當代藝術原本是對藝術商品化的反叛,是對傳統美學標準的挑戰。但諷刺的是,它最終被資本收編,變成了一種更加極端的商品——一條鯊魚標本、一條香蕉,一台碎紙機、一個政治姿態,都可以成為天價的收藏品。當代藝術失去了它最初的批判性與顛覆性,變成了一種話題製造機,一種社交貨幣,一種階級區隔的工具。M+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將自己變成了一個精緻的文化會所,用會員制、高端活動和無敵海景,建構起一道無形的階級圍牆。

M+的策展方向,說得客氣一點是「拿來主義」—— 西方當代藝術連鎖店的其中一個站倫敦「Tate Modern」做什麼?香港M+便一定要跟,買入現成的展品、引入西方當代藝術的標準配置;說得不客氣一點,就是缺乏基本的研究能力與學術深度。一個沒有研究能力的博物館,一個不生產知識、只消費知識的博物館,有什麼資格被稱為「頂尖」?

文化旗艦應是香港文化自信的象徵

香港需要什麼樣的文化旗艦?答案其實很簡單:一個真正以香港為本位、服務於香港市民、扎根於香港文化土壤的公共機構。它應該有能力做出楊德昌回顧展,有能力梳理香港功夫電影的視覺美學,有能力記錄霓虹燈的消逝,有能力研究實驗水墨的歷史意義,有能力探討AV文化的視覺政治。它應該與啟德體育園形成互補,一個服務於身體,一個服務於心靈;它應該讓每一個走進來的市民都能找到與自己生活相關的文化共鳴,而不是在一頭霧水中感到被排斥;它應該成為香港文化自信的象徵,而不是西方文化再殖民的前哨站。

這需要改革,而改革需要決心。政府必須重新審視西九文化區的定位與治理結構,打破少數人對文化話語權的壟斷,引入真正的公眾參與與學術問責。M+的麻雀俱樂部事件只是一個小小的切口,它所暴露的,是一個公共文化機構在方向上、治理上、財務上的系統性失靈。

維港的風繼續吹,M+的燈光在夜色中閃爍。那燈光照亮的,究竟是一個公共文化的燈塔,還是一個私人會所的霓虹?答案,或許就在下一次會員活動的邀請函上。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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