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教授專欄

香港是一座高度壓縮的城市。空間的珍貴，塑造了它的效率，也塑造了它的殘酷。對許多居於劏房的基層家庭而言，所謂日常生活，從來不是抽象的民生議題，而是身體對侷促環境的直接承受。孩子伏在床邊做功課，成人在通道與雜物之間轉身煮食，家人彼此相隔不遠，卻往往沒有真正可供安頓情緒、專注思考、安靜休息的空間。當居住環境長期處於這種壓迫狀態，生活便很容易只剩下維持基本運作的勞累，而無法孕育對未來的想像。

「貧窮」不只是物質匱乏

近年政府推行社區客廳試行計劃，為長期受困於惡劣居住條件的家庭提供較寬敞、整潔而可共享的生活空間。冷氣、廚房、洗衣設備、溫習桌，以至兒童遊戲角落，這些看似平常的設施，對不少家庭來說都不是理所當然。社會輿論對社區客廳的肯定，多集中於它能夠紓緩居住壓力，減省部分生活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修補了基層家庭長期失落的生活尊嚴。這些評價並沒有錯，只是如果討論停留於此，社區客廳便仍然主要被理解為一種補救性的民生設施，而未被看見其更深遠的社會教育可能。

這個可能，正正與當代社會的科技轉型密切相關。當人工智能、平台經濟與數位治理逐漸改寫工作世界、學習方式與社會參與的條件，貧窮的樣貌也在悄悄改變。過去我們談貧窮，較容易聯想到物質匱乏、住屋不足、收入有限，這些固然仍然重要，但若忽略數位能力、資訊接達與科技素養的落差，便不足以理解今天跨代不平等如何形成。孩子未必因為沒有一部手機而被排除，卻可能因為長期只能被動使用屏幕，缺乏引導、缺乏探索、缺乏可嘗試失敗的學習環境，而在不知不覺間被擋在未來的門外。

不少基層家庭並非完全沒有接觸科技。學校功課、通訊軟件、網上娛樂、短視頻平台，都早已進入日常生活。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接觸，而是接觸的方式是否足以轉化為能力。假如孩子對科技的經驗，長期只是滑動、觀看、回應與消費，那麼所謂數位接入便很可能只是最低層次的接入。他能夠上網，卻未必能夠利用網絡學習。他有機會打開一個應用程式，卻不一定懂得提問、辨識、創作和協作。當社會上較有資源的家庭，已經安排子女接觸編程、機械製作、數據思維、人工智能工具與創科活動，基層孩子若仍停留在娛樂性使用的層面，差距便不只體現在學習機會的多少，更體現在主體性的形成。

社區客廳不只有生活功能

正因如此，社區客廳若只被定位為提供桌椅、冷氣和上網服務的共享空間，其功能便仍偏向生活補給，而未真正回應數位時代的社會排除。社區客廳的價值，不應只在於讓家庭暫時離開侷促的居住環境，也應包括為孩子提供一種不同於原有生活條件的學習經驗。這種經驗未必要以艱深知識為先，也不必急於追求可量化的技能成果。更值得珍惜的，往往是讓孩子第一次意識到，科技不只是別人的世界，不只是螢幕裏的消費品，也可以是自己用來理解生活、表達想法、回應問題的工具。

近年有些社區客廳開始加入三維打印設備、簡單編程活動、創作工作坊，這確是一個值得留意的方向。不過，若把這種轉向理解為把高科技帶入社區，便容易流於表面。真正重要的，不是場地裏多了多少器材，而是器材如何改變孩子與知識的關係，如何改變他們對自己能力的想像。一個長期在狹小空間中生活的孩子，平日慣於被安排、被限制，也慣於在資源短缺中降低對世界的期待。當他第一次在有人陪伴之下，把腦海中的構思轉化為可觸摸的物件，或者把身邊某個生活不便轉化為可以討論的創意方案，那種經驗之所以珍貴，並不是因為它預示着某種精英式的科技前途，而是因為他開始相信，自己不只是接受現實的人，也可能是能夠介入現實的人。

讓孩子相信自己也做得到

從社會工作的角度看，這正涉及一種能力建構與主體修復的歷程。基層孩子在成長中往往較早接觸挫敗，也較容易在制度性的比較中學會自我貶抑。學校成績未必突出，家居環境難以配合學習，父母亦未必有餘力提供額外支持，於是孩子很容易把限制內化為自己的不足。創科啟蒙若處理得宜，它提供的不只是一套新技能，而是一種罕有的經驗，讓孩子在不以分數和服從為唯一標準的環境中，重新建立好奇心，重新感受到自己可以試、可以問、可以錯，也可以做出一些原本以為與自己無關的事情。這種經驗對一個人自我概念的影響，往往比學會某項具體技術來得更深遠。

不過，這裏也需要一份節制。近年社會對創科教育寄予不少期待，彷彿只要把編程、機械人、人工智能等元素放進兒童學習場域，便自然能夠帶來流動機會。這種想法其實過於簡化。科技從來不是中性的解藥，它同樣會複製不平等。若缺乏反思，社區客廳很容易在另一種語言下重演競爭邏輯。孩子被要求快速產出成果，活動被包裝為亮眼的展示，機構則用參與人次與完成作品數量證明成效。到頭來，原本希望打開可能性的空間，又變成另一種催迫、篩選與比較的場所。這不是社區客廳應有的方向。

科技的價值在於重建關係

若要避免落入這種工具化傾向，科技在社區客廳中的位置，便需要被重新理解。它不是教育績效的裝飾，也不應成為政策宣傳中的新名詞。它更像一種媒介，幫助孩子透過做中學去認識自己，也幫助不同背景的人重新建立關係。對於一些社工同工而言，科技或許並非自身受訓的核心範疇，但這並不表示它與社會工作無關。相反，若社工始終只把科技視為外來專業的事情，便容易錯失在數位時代重新思考賦權的契機。今天要處理的不只是物質匱乏，而是如何避免一些孩子在社會轉型中再次被留在邊緣。

這也使跨界協作變得格外重要。大專院校、科技企業、專業培訓者與地區服務單位之間，其實存在不少尚待連結的資源。院校中的學生與教師擁有技術知識，也有一定的社會實踐空間。以我服務的香港能仁專上學院為例，早前便曾由教學人員聯同義工，為社區基層人士舉辦結合3D打印與中國文化元素的體驗活動。我們希望這類合作能以較長期、較穩定的方式進入社區客廳，而不只是停留於一次性的探訪或活動，便有可能把原本較抽象的知識，轉化為建基於關係的陪伴與學習。對大專生而言，這不只是服務學習，更是一種走出自身熟悉生活圈子與階層位置的經驗教育。對基層孩子而言，重要的未必只是課堂內容是否足夠前沿，而是他們能否從這些接觸中慢慢看見：原來知識並非遙不可及，原來專上教育與科技世界，也並不只屬於另一群人。

未來不只屬於別人的孩子

這種關係性的面向，其實正是社區客廳最值得保護的部分。公共空間之所以有意義，不在於它單純承載活動，而在於它讓相遇變得可能。孩子在此不只是被服務的對象，也可能逐漸成為提出問題、分享想法、影響他人的參與者。當創科活動能夠從生活世界出發，例如讓孩子思考劏房收納、長者出行、小區環境、家庭節能等具體問題，科技便不再是抽離生活的炫目語言，而是貼近社區經驗的一種方法。這樣的學習不是為了把每個孩子都塑造成創業者或工程師，而是讓他們學會以較主動的方式觀看世界，並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社會政策討論有時太急於追問成效，以致忽略一些最根本卻不易量度的改變。社區客廳若要承載更深的公共意義，便不能只看它服務了多少人，也不能只看場地設備是否先進。更值得追問的是，這樣的空間有沒有容讓孩子在侷促生活之外，獲得另一種時間感與可能感。有沒有讓家長意識到，子女的成長不只關乎學業競逐，也關乎能否被置放在一個被鼓勵探索的環境。有沒有讓前線同工在繁重服務指標之外，仍然守住對人的理解，而不是把一切發展都翻譯成可交代的產出。

從這個角度看，社區客廳加入科技元素，重點不在於有多少新設備，而在於能否讓基層孩子多一個接觸、學習和嘗試的機會。他們欠缺的往往不只是一件工具，而是一個可以安心探索的空間，和一些願意陪伴他們成長的人。香港的基層兒童未必需要更多宏大的道理。他們更需要的，是一些可以慢慢累積信心的經驗，一些不用急於表現、也能安心發問和嘗試的時刻。社區客廳原本是城市裏一個讓人喘息的地方。若它未來也能成為孩子接觸科技、學習創造和培養好奇心的地方，那它帶來的改變就不只是生活上的幫助，更可能影響孩子如何看自己、如何想像未來。真正重要的，是讓未來不只屬於別人的孩子。

作者馮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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