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9月6日，多個外傭團體組成的「亞洲移居人士聯盟」在中環舉行記者會，要求特區政府將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最低工資由每月5,100元上調至6,172元，增幅逾20%。聯盟表示，按「樂施會生活工資標準」推算，本港僱員的生活工資應達時薪64元，遠高於法定最低工資43元。聯盟又引述研究指出，疫情前約30%外傭會將收入匯回原居地，至去年已升至近六成。以現行月薪5,100元計算，約3,000元需匯回家鄉，留港可支配金額僅約2,000元，外傭難以應付日常開支。與此同時，僱主團體則提出截然相反的主張，要求凍結甚至下調外傭最低工資。逾30個僱主組織聯署稱，不少家庭的照顧開支已接近負擔極限。一方認為現行工資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另一方則憂慮加薪將進一步加重家庭壓力。表面上，這是一場圍繞薪酬的勞資爭議。實際上，卻反映本港長期將照顧責任依賴私人家庭承擔，並由移民女性勞工支撐後所累積的制度性矛盾。

單憑生活工資難評薪酬

外傭團體要求改善待遇，並非無的放矢。外傭承擔的並非一般家務，而是長時間、住家式的照顧勞動，涵蓋幼兒照顧、長者護理、病患看顧，以及煮食、清潔、接送和採購等工作。正是這支勞動力量，支撐着大量雙薪家庭的日常運作。若失去這股勞動力，本港的育兒、安老以至女性勞動參與，勢必承受更大壓力。

問題在於，「亞洲家務工聯盟」以「樂施會生活工資」作為計算基礎，未必完全適用於外傭群體。該標準主要針對需自行負擔住屋和膳食開支的本地僱員。根據標準僱傭合約，外傭則由僱主提供住宿，並獲供膳食或膳食津貼。因此，若直接將以獨立生活成本為基礎的生活工資標準套用於住家家務傭工，其可比性存在一定限制。

這並非否定外傭加薪的合理性，而是認為相關理據應建基於工作價值、工時負荷、基本生活尊嚴及勞動市場供求，而非直接套用本地僱員的生活工資標準。若要作出公平評估，便須一併考量住宿安排、膳食供應、私人空間不足，以及工作與休息界線模糊等制度因素，而非單憑個別數字作為論述依據。

原居地通脹勿轉嫁僱主

近六成收入匯回原居地，確實反映不少外傭肩負沉重的家庭責任。許多人離鄉工作，正是為了供養子女、父母及其他家人。近年菲律賓、印尼等地通脹升溫、貨幣貶值，生活成本持續上升，亦促使她們將更多收入寄回家鄉。然而，匯款比例增加，並不必然意味本港僱主有責任承擔外傭原居地家庭的生活開支。原居地經濟環境惡化既非本港家庭造成，亦非其能力所能解決。若以原居地通脹作為加薪依據，並要求輸入地僱主承擔相關成本，實際上等同將跨境經濟風險轉嫁予個別家庭。這種訴求或許容易引起同情，但在制度設計上卻難以確立一致而清晰的原則。

外傭理應獲得與其勞動價值相稱的合理報酬，但薪酬水平應主要根據其在本港提供的工作價值及本地生活環境而定，而非無限延伸至原居地家庭的整體財務需要。否則，薪酬討論便容易由勞動保障問題，演變為要求個別僱主承擔跨國貧富差距所衍生的成本。

僱主總負擔遠高於薪酬

僱主一方同樣不宜將問題簡化為「包食包住便毋須加薪」。住家安排固然減輕部分生活開支，但並不意味外傭沒有生活壓力。對住家家務工而言，生活空間與工作場所重疊，工時與休息時間往往界線不清，私人空間有限，身心負擔亦較一般僱傭關係更為複雜。若僅以住宿和膳食作為否定待遇改善的理由，難免忽視住家照顧勞動的特殊性。

然而，將所有聘用外傭的家庭視為高收入群體，同樣失諸簡化。不少僱主屬雙職供樓家庭、育有子女的家庭，或需照顧長者的中產家庭，亦有退休人士依賴外傭照料患病配偶或失能親屬。對他們而言，5,100元只是薪酬支出的其中一部分：住宿、膳食、水電、保險、醫療、機票、法定假期安排及中介費等，均屬實際成本。若連同居住空間的機會成本及各項附帶開支計算，聘用外傭的總支出遠高於表面薪酬水平。

因此，若最低工資在短時間內大幅上調逾20%，對市場的影響不容忽視。高收入家庭或能消化額外成本，但對本已承受財政壓力、同時具有照顧需要的家庭而言，則可能被迫放棄聘用外傭。一旦市場需求收縮，受影響的除了僱主，亦包括初來港者、轉約人士，以及年紀較大或資歷較淺的外傭。過於急速的加薪，或許能令部分在職外傭短期受惠，卻可能同時削弱另一部分人的就業機會。

黑箱調整機制加劇衝突

真正的問題在於，特區政府多年來一直以行政機制釐定外傭最低工資，卻欠缺一套公開且具透明度的計算框架。外傭最低工資並不屬《最低工資條例》規管的一般法定最低工資，而是依附於標準僱傭合約及輸入勞工制度的特殊安排。特區政府每年均表示會綜合考慮整體經濟、僱主負擔及外傭生活需要等因素，但各項指標如何衡量、比重如何分配，以及最終薪酬水平如何得出，外界始終難以得知。

這種缺乏透明度的決策模式，正是爭議反覆出現的根源。加幅偏低，外傭團體質疑特區政府低估其勞動貢獻。加幅偏高，僱主團體則認為特區政府將照顧成本轉嫁予家庭。表面上，特區政府是在勞資之間作出平衡。實際上，卻只是以一個行政數字管理衝突，而非處理問題背後的結構成因，包括公共照顧服務不足、中介成本畸高、住家工作權責不清，以及家庭照顧負擔日益沉重等現實困境。

政府應分擔照顧成本

要打破當前僵局，關鍵不在於「加多少」，而在於「如何釐定、由誰承擔」。外傭最低工資應建立公開透明的調整機制，將本地通脹、住戶收入變化、外傭基本生活需要、家政勞動市場供求及僱主負擔能力等因素納入考量，並清楚交代各項指標的權重和計算方法。薪酬調整亦宜循序漸進，避免短期大幅波動，讓僱主與外傭均能形成穩定預期。

與此同時，特區政府亦須正視外傭制度在本港照顧體系中的實際角色。當託兒、安老及社區照顧服務長期供應不足，不少家庭只能透過聘請外傭填補照顧缺口。既然外傭在某程度上承擔了準公共照顧服務的功能，相關成本便不應完全由個別家庭承受。透過稅務扣減、照顧券、長者照顧津貼或定向補助等措施，由社會共同分擔照顧成本，或較單純調整工資更能回應問題根源。

此外，中介制度亦有改革必要。若過高的中介費、不合理貸款安排及各類不透明收費持續存在，薪酬調升的效益很可能被前置成本所抵消，未必能真正改善外傭的處境。畢竟，工資只是勞動保障的一環。休息權、私隱保障、膳食安排、醫療支援、申訴機制及合理轉工制度，同樣是建立成熟家政勞動市場不可或缺的基礎。

外傭要求加薪，僱主要求凍薪，表面上立場相左，實際上都受制於本港長期不足的公共照顧體系。若特區政府繼續以每年象徵式調整百餘元工資，並以一句「綜合考慮各項因素」交代決策依據，爭議便難以真正平息。合理調薪固然必要，但必須與透明的薪酬機制、更完善的公共支援，以及更有效的市場監管同步推進。否則，無論加薪還是凍薪，都只是暫時緩和矛盾，而無法回應照顧服務不足、家庭負擔沉重等深層結構問題。最終，香港的照顧危機仍只會繼續被困在無數家庭之中，而非得到真正解決。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