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思｜羅天恩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9月11日判刑，李卓人、何俊仁及鄒幸彤分別被判監七年、五年兩個月及七年三個月。細讀判刑理由，法庭沿用既有判例確立的量刑方法，從確定起點、處理一般加減刑因素，到審視法定特殊減刑條件，每一步均有法律依據，符合社會對依法懲治犯罪、公平處理被告的合理預期。

依法確定量刑起點

本案採用的四步量刑框架，源自終審法院在2023年呂世瑜案中確立的原則。第一步，是在適用的量刑幅度內確定起點。《香港國安法》第23條將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分為兩級，「情節嚴重」者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因此，法庭須先判斷案件的嚴重程度，才能在相應幅度內選取量刑起點。

如何判斷「情節嚴重」，已有馬俊文案及呂世瑜案可循。法院須審視犯罪行為、實際後果、潛在風險和可能影響，並考慮案發時的社會背景、煽動手法、規模、次數及受眾。有否涉及暴力是相關因素，但不能單憑沒有暴力，便認定案件必屬「情節較輕」。本案引用的潘榕偉案亦說明，煽惑罪容許法律在被煽惑的罪行發生前介入。有人受煽惑而犯事，可以加重罪責，但煽惑未奏效，並不因此自動減輕罪責。

本案法庭明確考慮了沒有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被告未提出具體執行方法或時間表，以及沒有足夠證據顯示實際妨害等情況。同時，法庭指出，涉案行為持續14個月，透過多種活動及社交平台反覆傳播；「支聯會」及相關被告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和動員能力，活動接觸不同年齡層。衡量上述因素後，法庭將案件列為「情節嚴重」，並以7年半，作為三人的共同量刑起點。

這項評估仍須遵守不具追溯效力的原則。判刑理由重申，被告受罰所依據的是控罪期間的犯罪行為。法院可以考慮與罪責相關的整體背景，但須根據被定罪的控罪判刑，不能把香港國安法實施前的言行另作犯罪處罰。

衡量一般加減刑因素

第二步，是根據相關加刑和減刑因素調整起點，並在適用幅度內釐定暫定刑期。法庭認為，三名被告作為「支聯會」常委及主要行事者共同行動，罪責基本相同，因而在相同起點上，分別考慮各人適用的減刑因素。

何俊仁因認罪獲扣減22個月。法庭按照既有認罪減刑判例，考慮他在交付及排期後才表示認罪，並於開審當日正式認罪，因此沒有給予三分之一的全額扣減。認罪時間影響扣減幅度，本來就是香港刑事量刑的既定做法。

法庭亦考慮李卓人及何俊仁多年的公共服務，在衡量其過往刑事紀錄後，仍各給予3個月扣減，並明言不把各被告的刑事紀錄視為加刑因素。此外，因辯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節省審訊時間及公帑，加上各方無法預計的審訊延期對被告造成心理壓力，三人再各獲3個月扣減。

按上述一般減刑因素計算，李卓人的90個月減至84個月，何俊仁減至62個月，鄒幸彤減至87個月，全部仍在5至10年的適用幅度內。這些扣減各有事實依據，亦清楚展示法庭如何在相同罪責的基礎上，反映個別被告的不同情況。

第三及第四步，是判定是否涉及第33條，以及在第33條適用時，判定暫定刑期可作多大程度的扣減。由於本案不涉及第33條，因此前兩步得出的刑期成為三人的最終刑期。

大眾對司法的合理預期，應當是同類案件適用同一套原則，刑罰反映罪責，而有根據的減刑因素得到考慮。「支聯會」案依循既定步驟，先在法定幅度內確定起點，再處理一般加減刑因素，繼而確認特殊減刑條件是否成立。各人的刑期及其差異，均有可以檢驗的理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案量刑方法一貫，結果符合大眾合理預期，也體現法律實施應有的確定性與可預見性。

作者羅天恩是香港律師，清華大學憲法學博士，香港城巿大學法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律政思」是由法律專業人士主筆的法律評論專欄，旨在以專業視角，剖析國際、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法律發展、法治建設及相關社會議題，深化公眾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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