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專欄

香港傳統戰略定位，是擔當連接內地與歐美兩大市場的「兩端中介」。這套模式長期構成香港繁榮的制度基石：內地與歐美之間存在龐大的雙向外匯流動，資本與貿易得以高效對接。但伴隨全球地緣環境劇烈變化，這套傳統中介模式正迎來重新洗牌。國際金融中心核心資產出現邊際報酬遞減，舊中介模式飽受拉扯與擠壓，中介角色的價值持續下滑，原本賴以運行的信任鏈亦不斷遭受衝擊。這正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面臨的嚴峻挑戰：倘若兩端之間的信任基礎出現動搖，傳統中介模式又該何去何從？本文聚焦香港對外戰略定位的調整，探討拓展多元資本來源的可能性，並非否定香港繼續維持「內地—歐美」聯繫人的核心功能，而是主張在原有基礎之上做增量拓展。

固守兩端，還是爭取三方增量？

傳統中介模式需要轉型，根源來自三項結構性條件的弱化。首先是地緣政治帶來中介角色的現實困境，外部環境改變，令傳統中介在應對國際合規、多邊審查時，面臨更高的制度門檻。跨國資本對香港金融生態的判斷變得更為敏感，香港原本的增值服務屬性，被迫承載更多複雜的合規成本。其次是全球資金流向出現結構重組，歐美資本對華配置意願出現周期性調整，與此同時，「全球南方」快速崛起，成為全新的資本、資源與產業增長極。

面對全球資本流動格局重塑、歐美對華資本配置出現周期波動的大背景，香港需要將過去單一的「內地—歐美」兩端中介定位，戰略升級為連接內地、歐美、全球南方的三端樞紐。唯有搭建多元化資金池與多維合規介面，才能為香港爭取足夠的跨期轉型緩衝空間。

不過也要客觀看到，全球南方資本並非只以香港作為唯一選項，新加坡、迪拜等樞紐同樣在爭奪這部分資金。制度稟賦只是必要條件，資本終究會流向具備可觀商業回報的投資標的。換言之，要吸引中東、東盟等新興資本，除了搭建制度平台，北部都會區還需要形成足夠規模、可供投資的實體科創項目池，單靠制度設計並不足以自動引來增量資金。

離岸穩定，靠慣性還是風險隔離？

在外部宏觀環境充滿高度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有必要對香港離岸市場的流動性韌性展開極端壓力測試。即便有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提供有力支撐，但新興跨境結算體系的國際覆蓋率、本幣結算份額仍處於爬坡階段，香港GDP與跨境資金流動，短期仍難免承受結構調整的壓力。

極端場景的壓力測試帶來警示，但不代表整個金融體系會出現系統性崩塌。三端樞紐的戰略韌性，正在於為香港爭取了寶貴的跨期調整「時間窗口」。來自中東主權基金、東盟產業資本、資源型國家資金等新興資本，不受歐美貨幣體系單一約束，具備獨立的配置邏輯與風險分散需求。這類資本的多元化配置訴求，與香港自由港、普通法治、資本自由流動的稟賦高度契合。這也正是北部都會區在數字經濟、離岸創新層面的核心使命：搭建一套相容宏觀審慎監管、又能匹配全球南方資本風險偏好的全新制度體系。

這裏需要補充，無論CIPS還是後續提及的mBridge，更多側重於貿易與結算場景；若要延伸至股權投融資，仍要面對跨境監管協調、法律追索等諸多現實約束，技術基礎不等同於商業場景的自動落地。

守舊中介抑或搭建三端樞紐？

推進三端樞紐的戰略轉型，意味香港必須跳出被動的兩端中介思維，轉型為主動配置全球資源的多維離岸樞紐。北部都會區與維港核心區的雙軌並行，正是這套戰略落地的核心載體。

第一，以大宗商品流轉與真實世界資產代幣化（RWA）為抓手，吸引全球南方實物資源、權益資產在港完成數字化存證與交易，打造面向新興市場的離岸資產配置中心。必須留意，RWA仍面對全球監管規則尚未統一的難題，實物資產的估值、破產處置、跨境權利執行都存在不少法律盲點，它是重要工具，但並非萬能解方。

第二，搭建「三級流動性分流機制」：以內地主權資金與政策金融作底層安全墊，以區域離岸銀行體系作中層中介，以科創風投與市場資本作頂層活躍盤，完成層次清晰的跨境資金導流。

第三，補齊金融品類差異化佈局，發展伊斯蘭金融、綠色基建融資、新興市場貨幣兌換等業務，彌補歐美資本周期收縮帶來的市場空白，穩固香港離岸金融的多元底座。

把傳統雙邊中介升維為「三端樞紐」，不僅是香港自身資產負債表的跨期修復方案，更是在地緣變局下，為國家對外金融對接構建一套韌性更強、緩衝空間更大的離岸金融屏障。當然，這套戰略構想仍屬於方向性推演，最終成效，還取決於地緣環境、國際監管變化、產業項目供給等多重外部變數。

作者夏建芳是粵港商人，曾任大灣區某地政協委員、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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