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教授專欄

在安寧照顧、醫務社會工作、輔導實務與晚期疾病支援之中，靈性照顧一直是最常被提及、也最常被誤解的一個部分。很多助人專業者在談全人照顧時，都會同意病人的需要不只停留於症狀控制、情緒支援和家庭協調，也涉及生命意義、關係修補、死亡焦慮和存在上的不安。不過，一旦真正進入實務現場，靈性照顧卻往往最容易被忽略。原因並不複雜。對不少前線同工而言，靈性這個概念過於抽象，也容易與宗教混淆；部分人擔心自己沒有神學或宗教背景，不知道應否介入，也不知道介入到哪一步才算合適。於是，在不少醫療及社福院舍場景之中，靈性需要雖然被承認，卻未必被認真處理。

靈性照顧不等於宗教

這種情況值得重新審視。因為在面對重症、衰老、失能與死亡的歷程時，最令病人痛苦的未必只是疼痛本身，而往往是疼痛背後所牽動的存在經驗。一個原本長期擔任照顧者角色的人，當身體逐漸失去功能，開始要依賴別人餵食、扶抱和清潔時，他所經驗到的，不只是身體受限，更可能是自我形象的崩塌。又例如，一位病人反覆說自己成為家人的負擔，表面看來像是情緒低落，但其實也可能涉及價值感喪失、角色剝奪與關係位置改變。這些問題若只用情緒支援或資訊解說處理，很多時只能觸及表層，未必能回應病人真正的痛處。

在助人專業的實務語境中，第一個需要釐清的是：靈性不等於宗教。宗教固然可以是靈性的重要載體，但靈性本身並不以宗教作為唯一形式。它更接近一個人如何理解自己活着的意義，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與過去、與死亡，以及與某種超越性存在的關係。即使一個人沒有宗教信仰，他仍然可能有清楚而深刻的靈性需要。有人從家庭關係中獲得支撐，有人從自然、藝術、生命回顧、倫理承擔或世代傳承中找到安頓。

對臨床助人者而言，這個區分十分重要。若把靈性照顧等同宗教關懷，便很容易把問題全數交給院牧、法師或其他神職人員，自己退到一旁。但實際上，很多病人的困擾未必需要宗教儀式才能處理，而是需要一個願意聆聽、能夠承受痛苦語言、又不急於修正病人感受的專業陪伴者。

請看見病人的全人痛苦

世界衛生組織早已把靈性層面納入緩和醫療的核心理解之中，而這個方向的重要性，也與桑德斯提出的「全人痛苦」概念一致。所謂全人痛苦，正是指出人的苦難往往不是單一面向，而是身體、心理、社會與靈性層面彼此交織、互相牽動。病情惡化會帶來痛楚，痛楚會令人失眠和焦躁，失去工作與功能會衝擊家庭角色，而角色崩塌又會進一步引發羞愧、憤怒和失去意義感。靈性照顧之所以必要，不是因為它額外高尚，而是因為如果忽略它，我們對病人困境的理解本身就會變得片面。

當一個人的存在感受到威脅，痛苦便不再只是身體層面的不適，而會延伸為對自身價值和生命位置的懷疑。這種受創未必會以激烈方式呈現，很多時只是隱隱滲透在日常談話之中，令病人開始質疑自己為何還要活着、自己還有甚麼可留下，或者自己是否仍然被他人需要。若助人專業未能從全人痛苦的角度理解這些提問，便很容易把它們誤當成單純的情緒反應，繼而錯失介入的契機。

靈性困擾不應被樂觀蓋過

臨床上常見的靈性痛苦，很多時並不是以理論化語言表達，而是夾雜在病人的日常話語之中。有些人會說自己活着已沒有意思，有些人會說對不起家人，有些人會問為甚麼偏偏是自己得病，也有人會以沉默、疏離、拒絕見人來表達一種深層的退縮。對宗教背景較深的病人來說，靈性痛苦也可能呈現為信仰動搖，例如質疑自己一生行善卻仍遭逢重病，或覺得自己被神遺棄。

這類話語不應過早被理解為負面思想，更不應立即被鼓勵、開解或樂觀話語蓋過。病人在這些時刻所尋求的，未必是答案，而是有人能夠承接問題本身。很多助人者一聽到病人談絕望，便急於把對話拉回希望；但在臨床上，真正重要的往往不是盡快把病人帶離黑暗，而是先理解這種黑暗究竟由何而來。只有當助人者願意停留在這些艱難提問之中，病人才可能感到自己不是被管理，而是被理解。

靈性評估發生在關係之內

正因如此，靈性評估不宜被理解為另一份表格，或者一組制式問題。真正有效的評估，往往發生在關係之內。當病人願意透露自己的失落、內疚、恐懼和遺憾時，助人者首先要辨識的，不是哪一個理論類別適用，而是這些表達背後究竟指向甚麼。有些病人看似在談死亡，實際上是在談未完成的關係；有些人似乎在抱怨照顧負擔，實際上是在哀悼自己失去的身份；也有些人不斷追問治療方案，未必只是想掌握醫療資訊，而是在對抗失控感。靈性評估的關鍵，是把病人的語言放回其生命脈絡之中，理解那些說話與其價值、角色、信念和關係的連結。

現時臨床上常用的幾個評估框架，例如FICA或HOPE等靈性評估工具，對初步探問確有幫助。它們提醒助人者留意信念、力量來源、社群支持，以及病人的信念如何影響醫療選擇。但如果只停留在工具層面，靈性照顧仍然很容易流於程序。對社工、心理學家、輔導員和安寧護理人員來說，更重要的其實是關係性的理解：病人是否仍能接納當下虛弱的自己、與家人之間是否有未能說出口的說話、對其生命是否還保留某種可依靠的意義感。這些問題，往往比有沒有固定宗教實踐更能反映其靈性狀態。

以生命回顧重建存在意義

在介入層面，很多工作其實並不神秘，也不需要過度技術化。最基本而且經常最困難的，反而只是陪伴。當疾病已進入不可逆轉的階段，助人者很容易因無法扭轉現實而感到無力，於是急於說些積極的話，或者急於替病人整理情緒。但靈性照顧要求的，很多時不是迅速處理，而是願意停下來與病人同在。當助人者不急於填補空白，病人反而較有可能慢慢把真正的恐懼說出來。

再進一步的工作，是協助病人處理未竟事宜，並重整生命敘事。很多臨終病人內心放不下的，不是病情本身，而是某些來不及修補的關係、某些一直無法原諒的人，或者某些未曾說出口的感謝與歉意。這類內容若能在臨終前稍作處理，往往能顯著減低病人的焦慮與孤立感。對助人者而言，這不代表要強迫病人和解，更不是要求每段關係都回到理想狀態，而是讓病人有機會整理自己對這段關係的感受，並在可能的範圍內作出表達。有人會選擇直接交談，有人透過書信、錄音、紀念物或交託遺言來完成。關鍵不在形式，而在於病人是否重新感到自己仍能對生命留下痕跡。

生命回顧在這方面尤其重要。很多長期病患在疾病後期，視野很容易被收窄到病床、檢查數據和身體退化之上。若助人專業者能協助病人回到更長的生命歷程，談一談他曾經如何工作、如何成家、如何面對困難、如何看待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抉擇，病人對自己的理解便不再只剩下一個病者身份。這不只是回憶，也是一種重新詮釋。當一個人開始看見自己一生中曾經承擔過、付出過、愛過和影響過別人時，當下的無力感有時便會出現鬆動。近年安寧實務中常談的尊嚴治療，正是建基於這種理解。它的重點不是美化人生，而是幫助病人在生命末段仍能保有敘事主體的位置。

陪伴的價值不應被低估

在很多講求效率和程序的照顧場景之中，陪伴往往最容易被低估。它看似甚麼都沒有做，卻常常是最能觸及病人存在處境的一種工作。當病人說不出完整句子，當家屬不知道還可以說甚麼，當疾病令很多事情都失去可逆性，助人者若仍能以穩定、尊重而不退避的方式留在現場，這本身已經構成照顧的一部分。沉默在這裏不一定代表空白，有時候，病人需要的正是一個不急於給答案的人。

陪伴的價值亦在於，它容許病人在不被催促的情況下，逐漸接近自己真正關心的事。有些病人一開始談的只是疼痛、吃不下東西、睡不好，但當關係建立起來，他最終說出的可能是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孩子，或者是一段多年未處理的家庭裂痕。若助人者沒有耐性停留在前段看似瑣碎的對話之中，很多真正重要的內容根本不會浮現。

不同專業應互相補位

對有明確宗教信仰的病人來說，宗教支持當然十分重要。助人專業者應尊重病人的宗教習俗、禁忌和臨終儀式需要，也要懂得在適當時候轉介院牧或病人信任的宗教領袖。不過，這種轉介不應被理解為把整個靈性範疇外判出去。很多看似宗教性的問題，其實同時帶有心理和關係面向。例如病人說自己是被懲罰，表面上似乎是神學困惑，但其內裏也可能是多年未處理的羞愧感和自責。

院牧可以處理教義與儀式，社工與心理專業則可以協助梳理其內在經驗和家庭脈絡。真正有效的靈性照顧，通常不是由單一專業完成，而是在不同專業之間互相補位。當醫護、社工、輔導員、心理專業與宗教支援人員能夠彼此理解各自角色，病人的靈性需要才不會在制度縫隙中被忽略。這種協作不只是資源轉介，更涉及團隊是否願意承認：人的痛苦有時本來就超出單一專業的視野。

以文化謙遜接近受助者

香港的實務場景還有另一個常見問題，就是助人專業者對界線的擔憂。有些人害怕談及靈性便會觸碰病人的私隱與信仰，有些人則擔心自己說錯話，反而造成冒犯。這些顧慮可以理解，但如果因此完全不觸碰靈性議題，代價往往由病人承受。較恰當的做法不是退避，而是以文化謙遜的態度接近。助人者不需要扮演權威，也不需要對所有宗教傳統都熟悉。更重要的是承認自己未必完全明白，並讓病人教我們他如何理解自己的處境。

這種姿態比背誦一套正確說法更重要。病人多數並不要求助人者給出高深答案，他們更在意的是，面前的人有沒有真誠聽見自己。同樣重要的是，避免把靈性照顧變成某種道德任務。臨床現場有時會出現一種隱性期待，彷彿病人到了生命末期，便應該與家人和解、接受死亡、看透一切，甚至達到某種平靜圓滿的狀態。這種想像過於理想化，也忽略了人的複雜性。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或意願完成修補，有些關係來不及修復，有些憤怒也未必能在臨終前放下。靈性照顧的目的，不是把病人推向某種標準化的善終劇本，而是在其真實狀態之中，提供可被承受的陪伴與理解。

助人者亦應思考死亡

對助人專業而言，靈性照顧最後也會把問題帶回助人者自身。當我們長期陪伴病人面對失去、衰退和死亡，不可能完全不受觸動。替代性創傷、同理疲乏和存在耗竭，在安寧照顧、醫務社工和哀傷輔導中都並不少見。如果助人者自身沒有反思死亡、有限性與告別的能力，在病人提出深層問題時，往往便會不自覺退回技術語言、程序語言，或過度積極的安慰。

因此，靈性照顧不只是方法，也是一種內在準備。助人者需要某種能力，去承受自己未必能修復一切的現實，去接受陪伴本身也有其價值。這種能力未必來自更多技巧訓練，而常常來自督導、反思、同行討論，以及助人者如何理解自身與苦難的距離。若助人專業不正視這一層，靈性照顧便容易淪為語言上的認同，而難以成為真正可實踐的臨床能力。

讓照顧回歸人的整體處境

在今天的助人專業實務中，談靈性照顧並不是要把工作宗教化，也不是要把所有臨床困境提升成哲學命題。更實際的意義在於，它提醒我們不要把人只看成症狀的集合、風險的載體或服務流程中的個案。當一個病人反覆追問自己還剩下甚麼價值，當一位家屬無法原諒自己過去的疏離，當一個家庭在臨終前仍被多年積怨拉扯，這些都不是單靠程序就能處理的事情。靈性照顧的價值，正在於它把助人工作重新放回人的存在處境之中，也讓專業判斷不至於只剩下技術層面的熟練。

如果說全人照顧不是一句口號，那麼靈性照顧就不應只是評估表上的一欄。它應成為助人專業理解病人苦難的重要部分，也成為臨床訓練與跨專業合作不可或缺的一環。當醫療手段有其限制，當很多問題沒有完整答案，助人者仍然可以做的，是陪病人在有限之中尋回一點意義、一點連結，或者一點尚可承受的安穩。這不是附加服務，而是照顧之所以仍然成為照顧的其中一個根本理由。

作者馮志豪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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