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香港首次主辦亞太經合組織（APEC）財政部長會議，引起不少關注。社會討論普遍聚焦於大型國際會議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例如訪客消費、酒店入住率及會展收益。然而，若將今次會議理解為一次普通的國際活動，甚至視之為推廣香港形象的機會，未免過於表面。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在全球經濟與地緣政治格局加速重組之際，為何來自21個APEC經濟體的財金決策者選擇在香港進行區域層面的政策對話，而這個決定又反映出香港在亞洲經濟版圖中的甚麼位置。

多國財金巨頭聚首
考驗制度可信度

要理解這場會議的意義，首先必須理解香港所處的環境已經出現根本變化。過去數十年，香港的成功很大程度建基於全球化擴張。當資本、貨物、資訊及人才以愈來愈低的成本跨境流動時，香港憑藉其制度優勢、國際金融網絡及連接中國市場的特殊位置，逐步發展成亞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然而，今日的世界正朝着另一個方向演變。地緣政治競爭加劇，供應鏈重組持續推進，經濟安全逐漸成為各國政策考量的重要因素。全球化並沒有終結，但其運作方式正在改變。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都不再理所當然。

正因如此，今次會議的舉辦地點本身便具有分析價值。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從來不只是市場規模或交易量的競爭，更涉及國際社會是否願意將其視為可信任的平台。在政治分歧擴大的時代，能夠讓不同經濟體持續展開務實對話的空間並不多。無論外界對香港抱持何種評價，一個缺乏實際功能的平台，不可能成為區域財金政策討論的重要場所。換言之，今次會議至少反映出一個現實：香港仍然被區內主要經濟體視為具備制度可信度、專業能力及國際聯繫網絡的交流平台。

全球變局反思橋樑價值
不在歷史而在雙向需求

不過，如果據此認定香港地位已經穩固無憂，則可能流於過度樂觀。國際會議從來不是對過去成就的表彰，而是對未來功能的檢驗。香港獲得主辦權，反映的是各方相信它仍然具有價值，而不是保證這種價值將永遠存在。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不是香港是否仍然重要，而是香港未來憑甚麼持續重要。

不少討論習慣將香港描述為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橋樑，但這種說法本身亦需要重新審視。橋樑之所以有價值，不是因為它存在，而是因為兩端仍然有往來需求。當中國持續推動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綠色轉型及金融開放，國際資本希望參與中國發展，而中國企業亦需要接觸國際市場和全球資金時，市場自然需要一個能夠降低制度差異、資訊成本及風險認知落差的平台。香港的價值並非源於歷史地位，而是源於其能否持續滿足這些現實需求。

世界不缺金融平台
唯缺獨特規則連接

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許多討論往往聚焦於人民幣能否挑戰美元地位，但對香港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制度連接功能能否繼續存在。無論是債券通、互換通，還是其他跨境金融合作機制，其核心都不是貨幣競爭，而是如何讓不同制度下的市場能夠以較低成本進行對接。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的重要性，正是來自這種連接能力。然而，這種角色並非天然存在，更不具有不可取代性。若其他城市能夠提供更高效率、更低成本或更具創新的解決方案，香港現有優勢同樣可能受到挑戰。

從會議議程可以看到，綠色金融、人工智能、數字基建及跨境金融合作看似屬於不同範疇，實際上卻指向同一個問題：亞洲下一輪發展所需要的龐大資本，將透過哪些市場、哪些機制及哪些平台完成配置。能源轉型需要融資，數字基建需要融資，人工智能發展同樣需要融資。表面上，這些議題涉及科技、環保或產業政策。從更深層次來看，卻是一場關於資本配置能力的競爭。

鎖定綠色金融數字轉型
搶佔時代亞太經濟核心

這也是香港未來最值得關注的課題。綠色金融的重要性，不在於發行多少綠色債券。人工智能的價值，也不取決於出現多少科技企業。真正關鍵的是，香港能否成為支撐這些轉型的融資平台。歷史上具有長期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從來不是因為掌握某一項金融產品或某一個產業，而是因為能夠持續參與每個時代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倫敦受惠於工業化浪潮，紐約受惠於全球資本市場擴張，而香港未來的競爭力，很大程度取決於能否在低碳轉型與數字經濟時代找到相應的位置。

這亦引申出另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近年香港經常強調自己是「超級聯繫人」，但在全球經濟逐步區域化的趨勢下，單純擔當聯繫人的角色或許已經不足夠。世界並不缺乏資本流動的平台，也不缺乏金融服務供應者。香港若希望維持競爭優勢，便不能只提供通道，而必須在規則銜接、風險管理、專業服務及跨境協調等方面建立更高門檻。未來競爭的焦點，未必是誰能夠建立更多聯繫，而是誰能夠提供最難被取代的連接。

從參與者到組織者
重塑香港國際版圖

更重要的是，今次會議的意義其實超越金融本身。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往往同時是政策理念、監管標準及國際規則形成的重要節點。宏觀經濟穩定、數字治理、可持續發展及跨境金融合作等議題，看似專業技術問題，實際上卻與未來區域經濟秩序息息相關。真正具有影響力的城市，不只是參與市場競爭，更能夠參與規則討論和議程設定，而這恰恰是香港長期以來較少被量化、卻極具價值的一項資產。

因此，香港首次主辦APEC財政部長會議的真正價值，並不在於證明香港今天仍然成功，而在於提醒香港必須思考未來如何保持重要。當全球經濟秩序正在重塑，亞洲新一輪發展格局逐漸成形，香港面對的核心問題始終不是如何證明自己仍然國際化，而是如何繼續成為他人需要的地方。若香港只能依賴歷史積累的優勢，其競爭力終有一天會被消耗。若能夠將既有的制度基礎、國際網絡和專業能力轉化為綠色轉型、數字經濟及跨境合作的新優勢，其重要性便不再來自過去成就，而是來自未來需求。

從這個角度看，APEC財政部長會議首次落戶香港，最大的意義或許不在於會議本身，而在於它提出了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當亞洲下一輪發展開始成形時，香港究竟是旁觀者、參與者，還是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織者。答案不會由一次會議決定，但這場會議無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讓香港重新思考自身在未來亞洲經濟版圖中的定位。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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