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新疆本來就是突厥人的土地。」「如果如此，長城是不是專門為防禦土耳其人而建？」「那當時土耳其在哪裏？」自2026年10月19日起，類似對話在社交平台 X 上廣泛流傳。最初只是中國與土耳其網民圍繞國旗梗圖、長城、新疆、突厥歷史及民族起源展開爭論，其後希臘、俄羅斯、日本及印度等國網民亦陸續加入。

歷史不再是理解過去的工具
而是成了情緒動員的武器

表面上，這似乎只是一場跨國網絡口角。然而若仔細觀察便會發現，各方真正爭論的往往並非新疆、長城或某段古代歷史，而是藉由歷史回答另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我們是誰，以及誰的歷史敘事更具正當性。這正是當代身份政治的重要特徵。歷史不再僅是理解過去的工具，而愈來愈成為塑造集體認同、鞏固群體邊界與動員政治情感的重要資源。

此次爭議的核心之一，是部分土耳其民族主義網民再次提出「新疆屬於突厥世界」的論述，嘗試將維吾爾族與現代土耳其民族直接連結，並將新疆納入所謂「泛突厥民族共同體」（Pan-Turkic Community）的歷史想像之中。這種觀點並非近年才出現，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19世紀末興起的「泛突厥主義」（Pan-Turkism）。

自誕生以來，泛突厥主義便同時承載文化復興與政治整合的理想。其核心目標不僅是追溯共同祖先，更是透過共同歷史敘事建構跨地域的身份共同體。因此，它從來不只是歷史解釋框架，同時也是一項身份建構工程。然而，這套論述隱含一項重要預設，即語言、文化、血緣與民族認同之間存在穩定而直接的對應關係。按照這種邏輯，共同語言足以證明共同民族，共同文化可以追溯共同祖先，而曾經使用突厥語系語言的古代政權，亦可被納入現代突厥民族的歷史譜系。

語言共同體不等於血緣
講英文不代表就是英格蘭人

然而，現代民族主義研究早已對此提出質疑。民族並非自古存在的自然共同體，而是在現代社會與政治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歷史產物。本質上，民族是一種透過共同敘事與共同記憶持續建構而成的「想像共同體」。語言共同體因此不必然等於民族共同體。語言可以透過征服、貿易、宗教或教育傳播，文化亦可能隨長期交流跨地域流動。共同語言未必代表共同血緣，共同文化亦不必然構成共同民族。若依照泛民族主義的邏輯推演，今日所有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皆可被視為英格蘭民族的一部分，而使用西班牙語的拉丁美洲居民亦可被納入西班牙民族。這顯然難以成立，也揭示以語言取代民族形成史所面臨的理論困境。

更重要的是，泛民族主義敘事真正追求的往往並非歷史解釋本身，而是政治動員。其運作方式通常不是由史料推導結論，而是先確立政治目標，再從歷史中選取有利於該目標的材料。結果，原本充滿交流、融合與變遷的歷史，被重新整理成為線性的民族故事。理解這一點後，再回頭觀察新疆歷史，相關爭議便更容易置於合理脈絡之中。

討論相關議題時，首先必須區分「西域」與「新疆」兩個概念。中國古代文獻中的西域，一般指玉門關與陽關以西廣大地區，其範圍隨不同時代而變化，不僅包括今日新疆大部分地區，也常延伸至中亞其他區域。因此，西域本質上是歷史地理概念，而非固定行政區域。至於新疆，則屬近代行政名稱。1759年清朝完成對天山南北地區的統一後逐步加強治理，並於1884年正式設立新疆省。換言之，新疆確實是古代西域最重要的核心區域之一，但兩者並非完全等同。

新疆歷史多元交融
樞紐豈是「單一突厥世界」？

若從更長時段的歷史發展觀察，新疆從來不是單一民族或單一文明獨立塑造的空間，而是歐亞大陸不同文明長期交流的重要樞紐。自西漢設置西域都護府開始，中央政權便持續透過行政、軍事、經濟與文化聯繫經營當地。唐代設置安西都護府，進一步鞏固治理體系。元、明、清各朝亦在不同歷史條件下持續推進邊疆治理。與此同時，匈奴、烏孫、鮮卑、柔然、突厥、吐蕃、回鶻、契丹及蒙古等民族與政治力量亦先後活躍於此。新疆歷史最鮮明的特徵因此並非某個民族數千年的單線延續，而是不斷交往、交流與交融所形成的多元格局。若將新疆直接等同於所謂「突厥世界」，不僅忽略其自身複雜歷史發展，也無法完整反映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演變的歷史過程。

回鶻的歷史經驗同樣揭示民族敘事與歷史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部分泛突厥論者經常將回鶻視為現代突厥民族的重要祖源，卻較少提及回鶻汗國正是在擊敗後突厥汗國後崛起的歷史事實。安史之亂期間，回鶻更曾是唐朝最重要的軍事盟友之一。這些史實顯示，古代草原世界的政治運作主要圍繞部落聯盟、權力競爭與政權利益展開，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認同。

圍繞長城的爭議，同樣反映出歷史敘事中的時間壓縮現象。部分土耳其網民宣稱長城是中國為防禦土耳其祖先而修建，但秦始皇修築長城之時，距離塞爾柱突厥人（Seljuk Turks）進入安納托利亞(Anatolia, 又稱小亞細亞 (Asia Minor），是位於亞洲西端的半島，大致相當於現代土耳其的亞洲部分，是連接歐洲、中東、高加索與地中海世界的重要樞紐) 尚有一千多年。漢武帝經營西域之際，現代土耳其民族亦尚未形成。將不同時代、不同族群及不同政權重新拼接成同一民族故事，本質上是一種以當代身份認同投射古代歷史的做法。

慎防演算法驅動的簡化狂歡
讓歷史討論重回史料與邏輯

若把視野進一步擴展至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這種現象其實並不令人意外。20世紀30年代的土耳其曾出現著名的太陽語言理論（Sun Language Theory）。該理論主張世界各種語言均源自原始突厥語，並試圖將蘇美爾文明（Sumerian Civilization）與赫梯文明（Hittite Civilization）等古代文明納入突厥文明譜系。1936年第三屆土耳其語言大會期間，該理論一度被提升為官方民族建構工程的重要論述，用以塑造民族認同與歷史合法性。雖然其後逐漸被主流學界放棄，但透過重塑歷史建構身份認同的邏輯並未消失。

事實上，這種現象並非土耳其所獨有。從歐洲浪漫民族主義對古代部落傳統的再發明，到世界各國對民族起源神話的重新書寫，許多祖源敘事的功能從來不僅是解釋過去，同時也是塑造當下。

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體恰恰為這類敘事提供了理想傳播環境。在演算法驅動下，簡潔、鮮明且帶有對抗性的論述更容易獲得關注。充滿條件、脈絡與細節的歷史分析反而較難擴散。於是「土耳其人認為」、「日本人認為」、「印度人認為」等概括性表述不斷被強化，而社會內部原本存在的多元立場則逐漸被抹平。某種程度上，這場論戰之所以迅速升溫，並非因為歷史變得更清晰，而是因為歷史的複雜性被不斷排除。

回到最初那場 X 平台論戰。無論是「新疆本來就是突厥人的土地」，還是「長城是不是專門為防禦土耳其人而建」，其廣泛傳播都不完全來自歷史解釋本身，而更多來自身份認同所激發的情緒動員。人們看似在爭論歷史，實際上更是在捍衛自己對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想像。因此，面對任何關於民族起源、歷史疆域或祖先傳承的宏大敘事，真正重要的或許不是急於判斷誰贏得了爭論，而是首先追問三個問題：史料是什麼？結論如何得出？其中又摻入了多少當代政治與身份想像？歷史研究的價值從來不在於替今天的立場尋找祖先，而在於理解過去原本就存在的複雜性。唯有當討論願意回到證據本身，歷史才不會淪為口號，辯論也才可能真正接近事實。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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