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巴西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塵埃落定，年逾八旬的盧拉以約3.58%的得票差距勝出擊敗對手，完成巴西民主化以來最受矚目的政治逆轉之一。然而，這場選舉最值得關注之處，並非傳統政黨機器的實力，也非電視辯論或主流媒體的議題設定能力，而是數字時代政治動員模式所展現出的巨大影響力。

盧拉靠「繞開社媒」取勝

首輪投票結束後，盧拉陣營一度落後近200萬票，外界普遍認為翻盤機會有限。然而短短三星期內，其競選團隊成功將名為「盧拉大軍」(Lula’s Army) 的WhatsApp頻道迅速發展成覆蓋全國的大型數字傳播網絡。透過人工智能生成影片、網絡迷因(Meme)、短訊素材以及點對點轉發機制，大量政治訊息得以繞過傳統媒體與公開社交平台，直接進入選民手機，在年輕選民群體之中形成強大的傳播效應。

然而，巴西個案的真正價值並不在於單一技術工具的運用，而在於它揭示了當代政治競爭結構的重大轉型。過去政黨主要依靠組織動員、媒體曝光及社會網絡爭取支持。在數字化環境下，數據資源、平台機制與演算法逐漸成為影響公共輿論的重要基礎設施。資訊如何流動、何種內容更容易被看見、哪些議題更容易進入公共討論，已逐漸成為塑造政治認知的重要力量。

這種變化對民主制度構成新的挑戰。民主理論長期建立於一項基本假設之上，即公民能夠在充分接觸資訊的情況下形成獨立判斷，並透過選票表達意志。然而在社交媒體時代，選民接觸資訊的方式愈來愈受到平台機制影響。演算法雖然不直接決定政治立場，卻可能影響議題排序、資訊曝光與公共討論焦點。當大量政治討論轉移至數字平台時，資訊分布本身便可能成為影響政治認知的重要因素。

正因如此，巴西選舉帶來的啟示早已超越競選技術層面。選舉結束後，巴西最高法院展開涉及外國干預問題的調查，其中包括部分與美國保守派網絡相關的資金流向、競選活動是否涉及境外資源，以及大型社交媒體平台的內容推薦與廣告分發機制是否對不同政治訊息產生不成比例的傳播效果。

演算法成外國干預選舉新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外國干預選舉的概念本身亦正在發生變化。過去人們談論外部影響時，往往聯想到政治獻金、外交施壓或情報活動等傳統手段。但在數字時代，演算法所形成的資訊分配能力，已逐漸演變成一種新的結構性權力。它未必需要直接介入政治過程，也無須公開表明立場，只需改變資訊流動方式，便可能對公共討論產生影響。民主程序是否受到境外力量或平台機制的不當影響，正是當前許多國家共同面對的新課題。

從巴西經驗回頭審視香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隨之浮現。當部分以美國為基地的社交媒體平台被質疑可能透過演算法影響資訊可見度與議題傳播方向時，特區政府及本地政治團體是否應長期將主要公共傳播資源集中於這些平台之上，值得進一步探討。

過去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投票率偏低，相關討論多集中於政治冷感、公民參與下降或社會動員不足等因素。然而，若把巴西案例納入觀察視野，便有必要思考另一個問題：即使官方積極宣傳選舉、候選人全力爭取支持，同時亦存在部分人士倡議冷待選舉，不同政治訊息在數字平台上的實際傳播效果是否存在結構性差異。

這種差異未必表現為直接審查或內容封鎖，更可能存在於推薦機制、搜尋排序、廣告分發及演算法權重等不易察覺的技術環節之中。當公眾長期依賴特定平台獲取資訊時，其接觸不同觀點的機會，以及形成政治認知與參與意願的過程，都可能在潛移默化之中受到影響。從這個角度而言，投票率高低除了涉及政治態度與動員能力之外，亦可能與資訊傳播結構息息相關。

香港需進一步重視資訊主權

這正是近年資訊主權概念受到愈來愈多關注的重要原因。資訊主權並非單純涉及言論內容管理，而是關乎一個社會能否掌握自身資訊基礎設施的運作能力，以及能否避免公共資訊流通過度依賴外部平台。當公共討論長期依賴境外企業所擁有及管理的平台時，其論述空間不可避免地受到相關企業的商業利益、平台規則、價值取向及法律管轄環境影響。

由此引伸出的政策問題是，香港是否有必要逐步建立更具自主性與多元性的數字傳播生態，並鼓勵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及政治團體適度增加對國產社交媒體平台的運用。這並非以一種平台取代另一種平台，更非排斥國際平台，而是透過增加資訊傳播渠道的多樣性，降低公共資訊系統對單一外部基礎設施的依賴程度。

從國家安全角度而言，這項議題同樣具有現實意義。現代國家安全的內涵早已超越傳統軍事安全、領土安全與經濟安全範疇。隨着社會運作日益數字化，資訊安全、數據安全及網絡安全已逐漸成為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公共政策資訊、選舉訊息及輿論形成過程高度依賴境外平台，而相關機制又缺乏足夠透明度時，資訊傳播能力本身便可能構成需要關注的風險來源。

因此，提升資訊系統韌性不僅是技術管理問題，更是一項涉及公共治理能力的戰略課題。適度增加本地數字基礎設施及國產平台的運用，有助豐富傳播渠道、分散系統風險，並提升社會應對外部不確定因素的能力。從這個角度觀察，多元化平台生態所追求的並非封閉，而是在開放環境之中保留必要的自主能力與風險管理空間。

動員不能侷限於網絡空間

除了資訊主權與平台治理問題之外，巴西經驗另一項值得重視的啟示，在於成功打通數字傳播與現實動員之間的轉化機制。許多政治團體及網絡意見領袖(KOL)往往將流量、觸及率與互動數據視為政治影響力的直接體現，然而現實政治遠較數據所呈現的複雜。觸及不等於認同，認同不等於參與，參與不等於動員，而動員亦未必最終轉化為選票。從資訊接收走向政治行動，其間始終存在一道巨大的轉化鴻溝。

盧拉陣營之所以能夠完成逆轉，關鍵正在於其從未將政治動員侷限於網絡空間。與部分高度依賴流量邏輯的政治運動不同，盧拉及其支持者在擴大線上傳播的同時，亦持續深入大學校園、工會組織及地方社區，透過基層組織工作建立穩定而持久的支持網絡。數字平台負責擴大訊息覆蓋範圍、塑造議題認知及建立情感共鳴。社區組織則負責累積信任、鞏固認同並推動具體參與。前者影響認知，後者促成行動。前者凝聚關注，後者轉化選票。

正是這種虛擬空間與現實社會之間的深度結合，使數字動員最終得以轉化為選舉動員，推動數以百萬計選民，尤其是年輕選民走進投票站，並將原本停留於手機螢幕上的政治熱情轉化為足以改變選舉結果的現實力量。這場逆轉所證明的，並非演算法足以決定政治走向，而是任何數字優勢若無法轉化為現實世界的組織能力，終究只能停留於短暫聲量。資訊優勢只有在被有效轉化為社會組織能力與公民參與行動之後，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政治力量。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