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爆發示威 總統討好右翼之過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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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起,哥倫比亞全國數以千萬民眾走上街頭,表達對總統杜克(Ivan Duque)施政的不滿,如打擊貪腐不力、貧富懸殊、教育資源不足、環境問題,以及要求當局積極執行2016年簽定的內戰和平協定。杜克欲以全國對話平台來平息動亂,惟此提案仍難平息民眾的怨氣,反而示威浪威更因一名示威者被催淚彈擊中頭部而死亡,演變得愈見激烈。

是次的自發性社運訴求眾多,難以用單一因素說明民怨爆發的原因,但大部分不滿在哥倫比亞也許已是司空見慣的問題。反而,對於一個經歷了52年內戰的國家,落實和平協定是社會重新上路的首要條件。哥倫比亞在三年前達成共識,結束逾半世紀的內戰,理應是不分黨派、政見的領袖均須遵守的施政基石和道德責任,但杜克為壟絡右翼強硬派選民,對和平協定抱有輕蔑的態度,甚至陽奉陰違,不但為其政治前途埋下地雷,更或會掀起新一波的武裝衝突,最終枉費了得來不易的和平進程。

2016年11月,在首都波哥大舉行的儀式上,時任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軍組織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領導人隆多尼奧(Rodrigo Londoño)簽定歷史性協議,正式結終拉丁美洲歷時最長的武裝衝突,惟樂觀的氛圍並不持久。2018年,屬右翼民主中心黨(Centro Democrático)的杜克在競選時已表明,協定對前游擊戰士涉嫌干犯的戰爭罪過於寬容,若當選後定會重新檢視條文,贏得不少右翼選民的呼聲。

行政手段阻撓和平協定

憲法法院於本年已裁定杜克與未來兩屆政府必須執行和平協定,但意欲推倒重來的杜克卻在國際社會施壓下,選擇了一條異常危險的「中庸之道」,即一方面聲稱支持和平進程,但同時又以行政手段,阻撓協定的落實。例如,杜克就任後大幅削減對落實協定的撥款,使旨於協助戰鬥人員重投社會的就業計劃,以及重振鄉郊小規模農業的目標變得遙遠無期之外,更激發起部分前游擊隊員在月前宣布再次武裝起來。

尤有甚之,杜克2018年8月上任後故意忽略協定中保護非裔哥倫比亞人和土著社區的條款,並下令財政部削減過渡司法法院和真相委員會的預算。儘管在聯合國安理會強烈反對下,過渡司法法院最終獲得了預期預算,惟總體而言,整個哥倫比亞的過渡司法機構仍面臨230萬美元的赤字。

除了對落實協定的預算七除八扣,杜克亦無法制止在鄉郊發生的暴力事件。自2016年以來,已有約7,000名FARC武裝人員放下屠刀,但由於目前當局仍難對鄉郊地區實行有效管治,使至FARC留下的權力真空,已引來國民解放軍(ELN)和其他右翼準軍事集團爭相填補。據哥倫比亞智庫INDEPAZ的報告,單是2016年11月至本年7月,600多名社運領袖被殺,其中包括142名土著、55名非裔哥倫比亞人和245名農民。這足可見暴力並未因和平協定而歸來,反而更有重返1999年至2004年內戰高峰期的徵兆。

對一個在內戰中犧牲了20萬人民的國家而言,即使各方戰爭人員已放下武器,惟社會團結向前的基礎,還須視乎眾人如何面對和放下昔日血腥的回憶。落實和平協定無疑是踏出第一步,也是當前示威眾多訴求中的首要任務。然而,杜克對和平協定陽奉陰違,不但難以用真相和轉營正義減輕復仇的情緒,撫平傷口,亦未能找出民族和解與共生的基礎,因為沒有共同記憶的人不可能團結,更不可能孕育出共同的公民精神。即使在今天自發性、去組織的社運中,杜克的全國對話難以找到合適的對象,但和平協定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實在是不用對話也該明瞭的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