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持續，伊朗暫停透過中間人與美國對話，並計劃徹底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國際油價應聲上揚，再次逼近每桶100美元關口。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了證明自己所向披靡，似乎不惜以能源供應以及環球貿易為代價，對亞洲國家的衝擊尤其明顯。

不論是伊朗向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徵費，抑或美國派遣軍艦反圍堵、阻止船隻接近海峽，無疑都是違背了不少人習以為常的國際法原則。但「航行自由」的歷史根源，與其說是什麼自由、正義的理想，不如說也是現實政治的產物。

從葡萄牙荷蘭爭霸
到戰後航海自由權

16世紀初，葡萄牙建立全球第一個海上帝國，在霍爾木茲、果阿、馬六甲等重要港口設立據點，要求印度洋商船必須取得葡萄牙發出的許可證才能通行。葡萄牙實際上壟斷了印度洋貿易路線，並透過收取關稅和許可費獲取巨大利益。後來荷蘭為打破葡萄牙的海上壟斷，讓其商船能自由進入亞洲市場，其法學家格勞秀斯（Hugo Grotius）主張海洋屬於全人類共同財產，任何國家都不應壟斷海洋通道，堪為現代國際海洋法的濫觴。19世紀美國成為重要海運國，為確保自由航行，亦曾推動丹麥取消厄勒海峽通行稅。換句話說，「自由航行」原則可以說是西方強權政治中誕生的。

當然，戰後既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規定，對於霍爾木茲海峽這一類國際海峽，所有國家船隻享有「過境通行權」，沿岸國不得任意阻撓，也不得徵收一般過路費。但當伊朗利用霍爾木茲海峽來影響能源供應，難道美國不也是長年利用美元體系和金融制裁，以主導全球資金流動？除了對伊朗實施海上封鎖和金融制裁，特朗普還扼着巴拿馬要塞，逼使巴拿馬政府中斷香港長和集團的港口經營權。在所謂的全球化年代，完全的自由流通只是一個迷思，控制流量仍然是大國博弈的常態。

霍爾木茲海峽、巴拿馬運河，以至是蘇伊士運河、馬六甲海峽等，重要的海上咽喉不只一兩個。然而蘇伊士運河受阻時，船隻仍可繞經非洲好望角，巴拿馬運河受阻時，船隻可繞南美洲，但霍爾木茲海峽是即使願意增加成本，也幾乎沒有替代路線。其關乎全球五分之一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大部分貨物流向亞洲，這是為什麼美國拿着它跟伊朗博弈，實際上是在損害很多亞洲經濟體的權益。

美國緊扼咽喉
歐亞合作崛起

如果霍爾木茲穩海峽、蘇伊士運河、馬六甲海峽穩定，國際秩序不會混亂到哪裏；但如果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巴拿馬運河起爭議，紅海出現危機，國際社會無疑已進入高風險時代。中國早已經意識到海上咽喉的風險，2003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就曾經提出「馬六甲困境」，以點出一旦馬六甲海峽被封鎖，中國經濟可能受重創。由巴基斯坦陸路、中亞鐵路到中歐班列，「一帶一路」某程度就是替代通道。俄羅斯加強歐亞陸路運輸，中東國家發展多元結算體系，亞洲國家尋求區域供應鏈合作，同樣是降低對單一流量控制中心的依賴。香港政府推動與中亞國家合作，同樣應該放在這個背景下理解。

中亞位處歐亞大陸中心，對中國而言是陸路通道，提供繞過部分海上咽喉；對中亞國家而言，則可透過中國（包括香港）接觸亞洲市場及國際資本。從宏觀角度看，這反映歐亞大陸內部連結正在增強。全球化的重心正逐漸由美國及大西洋體系，轉移向歐亞大陸。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對香港的直接影響是能源價格及運輸成本上漲，惟海上航道之爭背後所反映的，是後美國時代全球秩序重組的開始。對於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為超級聯繫人及超級增值人，宏觀大局是不可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