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刑事法院（ICC）檢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先是被美國制裁，最近又涉及嚴重不當行為而被革職。周二（8月18日），日籍院長赤根智子也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連同之前已經被制裁的八名法官（分別來自加拿大、法國、斯洛文尼亞、格魯吉亞、蒙古、秘魯、烏干達和貝寧），國際刑事法院18名法官中多達一半人正被制裁。他們在美國的資產被凍結，蘋果產品的帳戶、亞馬遜服務等一夜中止。馬里、尼日爾、布基納法索、乍得和委內瑞拉接連申請退出，到明年7月成員參與國家將會跌至120個。

國際刑事法院延續紐倫堡、前南斯拉夫、盧旺達等特設法庭的遺產，是目前起訴戰爭罪、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的主要國際機構。美國一直以來雖然從未簽署《羅馬規約》，但大多採取務實策略，包括前總統小布殊曾經支持聯合國安理會將蘇丹衝突移交國際刑事法院，美國兩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亦支持ICC介入調查。

現屆特朗普政府近日敵意升級，國務卿魯比奧聲稱要「一磚一瓦拆毁國際刑事法院」，外界自然猜測美國是否在為日後的軍事行動鋪路，現在先進一步掃除任何的阻礙。不過更根本而言，當一個親西方的國際機構被華盛頓視為不得不除的眼中釘，背後折射的變局更值得深思。

數字上，ICC成立初期的案件幾乎所有都集中在非洲，由烏干達、剛果民主共和國、中非共和國到蘇丹、肯亞、利比亞等。即使計及近年的俄羅斯爭議、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阿富汗塔利班等，定罪案件仍然以非洲為主。相反，涉及美國盟友的伊拉克初步調查已經結束，阿富汗調查集中在塔利班對婦女與女童的性別迫害，美國人從未被起訴，目前沒有美國軍人面臨ICC實際調查風險。

沒有人會天真到以為這是因為非洲國家的罪案較多，而美國政府最奉公守法。ICC由最初的設計，只對侵略罪、種族滅絕罪、戰爭罪、危害人類罪有管豁權，已經注定了其不會干涉經濟剝削、資源掠奪、環境破壞、殖民主義等 「隱形暴力」。在受理的案件中，國際刑法亦明顯受到西方法律傳統影響較大，尤其是紐倫堡原則，非洲習慣法、伊斯蘭法、中國法等非西方法律來源並未進入ICC的規範框架。更不用說在程序層面，《羅馬規約》第13條及第16條賦予了安理會移送與暫緩權力，相等於西方間接可以決定ICC的議程。加上第98條容許國家邊過雙邊協議來規避管豁，於是，美國不但本身沒有加入《羅馬規約》，亦透過與締約國簽訂第98條協議而避過管轄。

現實效果是，西方造成的生態破壞、跨國債務、單邊經濟制裁引發的人道危機等，完全沒有被追究的可能。美國制裁或者軍事行動造成得平民死亡、經濟崩潰或者人道危機， 在現時的國際刑事法理上不但難以成立，現實中也完全不用負責任。透過剝奪生存資源來懲罰整個國家的人民，是不是違反國際公義？金融封鎖如果逼死平民，應不應該視為經濟屠殺？國際刑事法院將複雜的地緣政治與資本主義掠奪，簡化為幾個獨裁者的個人罪責，好像只要把一兩個「壞人」送進海牙，國際社會的正義就得到彰顯。

更甚者，美國用單邊經濟制裁恐嚇國際法官，切斷SWIFT系統、凍結美元資產、暫停信用卡服務，相等於以對全球金融基礎設施的壟斷，來作為國際法隱形但最實際的執法者。這不但說明了，國際法以歐洲為中心的設計本質上傾斜，國際刑事法亦只是國際秩序、全球公義的冰山一角。如果國際經濟秩序不進行改革，對不論是國際投資法、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的檢討，單靠在海牙多簽幾個公約或者是修改《羅馬規約》條文，亦不足以帶來公平、公正的國際秩序。

上世紀70年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NIEO）運動無疾而終，但現在卻是百年未見之變局。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崛起，經濟發展呈現「東升西降」。單是人工智能領域，中國的發展已經為美國業界所不能忽視，甚至面臨被超越的可能。供應鏈重組、去美元化、跨境本幣結算等國際金融秩序的重構，實際上將會影響國際秩序的下層基礎。當全球南方在經濟上逐漸自主、自強，美國主宰國際法執行的時代也終將隨之動搖。從這個角度看，無怪乎特朗普政府急於「一磚一瓦拆毁國際刑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