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處上個月發布的臨時數字顯示，過去一年香港人口增加19,400人，升幅為0.3%，但是出生人數只得29,700人，是上世紀60年代開始有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這是為什麼本屆政府推出多項「組合拳」措施鼓勵生育，協助家庭照顧子女成長。

新生嬰兒獎勵金2萬元、新生嬰兒雙倍免稅額、提升子女免稅額、公屋優先配屋計劃、居屋優先選樓計劃⋯⋯當局已推出的措施着實不少。為進一步推動生育友善環境，《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宣布加推11項「組合拳」措施，包括2萬元計劃延續三年、第二名及以後的嬰兒獎勵金提高至3萬元、第二名及以後的子女免稅額提高至16萬元、置業減免最多2萬元印花稅等，誠意值得肯定。

加碼銀彈補貼
緩解初期負擔

不論是新生嬰兒獎勵金，抑或是免稅額，簡單的兩級「累進」呼應了人口學中促進第二胎的核心邏輯。購置物業印花稅減免，以及居屋最高按揭成數提升至95%，也切中年輕夫婦的住屋焦慮，為建立家庭提供了切實的空間安全感。至於幼兒階段的照顧難題，恆常化「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提供接送服務及增加資助幼兒中心名額，可以為有意生育的家庭注入強心針，更好地預計未來幾年的生活規劃。

香港人是否生育，看似只是適齡夫婦的課題，實際上卻反映了社會的深層結構。例如多少女性因為生育而要犧牲工作收入，又或者職場晉升受阻？「累進」獎勵金畢竟有限，如果彈性工時沒有保障，又或者缺乏法定有薪育兒假，女性對於生育難免卻步。再者，父母往往因為在頭一年睡眠不足、照顧壓力極大，而不敢生第二胎。「銀彈」能否令他們兼顧工作和家庭需要，減低養育的痛苦感，確實有待實際驗證。畢竟「生兒」只是第一步，「育女」才是問題所在，而香港人長工時、壓力大，年輕人連個人生活、與伴侶相處的時間都成疑，更遑論要投入大量時間和心力撫育下一代。

強化公共角色
翻轉傳統分工

事實上，社會學的研究早已指出，女性提高學歷、在職場位置上升，可以稱之為「第一革命」。但如果止步於此，兩性分工以至社會結構卻未相應調整，養育的責任都落在母親身上，女性只得在職涯發展與成為母親之間做二選一。沒有「第二革命」， 生育率難免是低的。所以性別平等與生育率，可以說是呈U型關係，亦即在傳統父權、「女主內」社會，生育率較高；女性教育程度及就業率提高以後，生育率跌入谷底；到了男女更趨平等，父親承擔更多家庭照顧責任，生育率有望反彈。鼓勵生育的政策，不可能不觸及社會結構。

北歐國家常被拿來說，就以立法會、平機會等都曾經參考的瑞典為例，不只父母的有薪假期多達480天，以及薪金達到原本八成，法律亦規定「爸爸假」有一定日數、不可轉讓給女性享用，推動了男性進入家庭領域，打破了養育責任的不平等。不只這些假期由基金承擔，確保僱主不會避免僱用女性，政府亦大幅資助幼兒照顧服務，在在說明了公帑的介入、市場運作的方式有多不同。這也是為什麼北歐模式、瑞典模式被稱為「模式」，因為涉及的不是三、五項政策，而是社會運作結構的不同。

推動第二革命
改變生育觀念

若是與新加坡比較，正如特首李家超所指出，每個地方都要因地制宜。當地上個月公布的財政支持延伸至17歲，令每人在17歲之前將獲得近7萬新加坡元（約43萬港元）的津貼，這已經不是生育刺激措施，甚至是全歷程的政府介入。其政府承擔在上限內所有法定育兒假期的薪酬開支，可以直接推動僱主支持員工請假，確保父母不會在職場上陷於劣勢，也是與香港頗不同的政府與市場關係。嬰兒照顧壓低至每月300新加坡元（約1850港元），全日制托兒學費至每月150新加坡元（約920港元），也是將學前教育趨向小學義務教育模式，視之為公共品之一。

香港有香港的社會結構、經濟模式，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政府的「組合拳」方向明確、補貼有誠意，為提高生育率打下了良好基礎。然而，正如「搶人才」即使可以補充人口，也不能迴避建構身份認同、凝聚共同理念，要扭轉生育率、走出U型低谷，我們始終要反思社會深層次結構，包括兩性角色、政府和市場關係等。政府由向僱員提供育兒假，到今年提供照顧家庭假，都是在以身作則，倡導職場生育友善環境。除了財政補貼，未來如何進一步向制度與文化重構邁進，會是影響生育率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