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李柱銘、黃之鋒赴美聽證 對香港民主有害無益
前立法會議員李柱銘與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日前到美國國會就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情況作證，有評論批評他們的行為如同「漢奸」，這個「罪名」或許過於粗暴，但李柱銘與黃之鋒確實是昧於中美關係的狀況，在現實上徒添中央政府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憂慮，顯屬不智。更關鍵是，回歸20年在即，但香港的泛民主派陣營之中，仍然有人錯誤地抱着「鬥爭」思維，看待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以為「鬥爭」能真的達到其政治目的。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CECC）上周召開聽證會，就香港主權移交20年及落實「一國兩制」情況，邀請末代港督彭定康、李柱銘、黃之鋒，以及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作證。香港的親北京媒體一如既往地批評他們到美國「唱衰香港」，甚至狠批李柱銘和黃之鋒二人是「老嫰漢奸」。
事實上，他們兩位根本沒有能力出賣香港些什麼。據知，李柱銘曾積極邀請民主黨和公民黨的代表一同出席，但都被兩黨「有禮貌地」婉拒。這除了反映兩黨對該做法的政治效益存疑，同時證實兩黨更務實面對香港政治現實和中港關係的態度。李柱銘雖然名義上是民主黨創黨主席，但作為早已卸任的立法會前議員，而且在民主黨已經毫無影響力，在香港社會以至政壇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至於黃之鋒，除了在國民教育運動和佔中期間光芒四射，由他創立的香港眾志，相對於傳統泛民政黨以至新興激進組織，顯得兩面不討好；在上月的領導層改選之中，爭取連任秘書長的黃之鋒險些過不到「信任票」一關，差點陰溝翻船。若說李柱銘、黃之鋒是出賣香港以至國家利益的「漢奸」，似乎先要問他們有什麼本事出賣香港？
雖然如此，但李柱銘、黃之鋒到美國國會作證，仍可說是一點也不聰明，甚至是愚昧之舉。如果說這代表他們的政治堅持，不如說代表他們的政治幼稚，甚至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英雄主義，是一種自我意識的膨脹，從來沒有考慮過這種行為是否對香港的民主運動有好處。他們所代表的「國際路線」，以為可以透過向國際社會反映香港問題、喚起外國政府對香港民主的關注，就可為香港爭取更大的民主化，但事實上這種想法只會加劇中央政府與泛民政黨之間的溝通障礙。
一方面，若以為美國政府會為香港的民主化向北京施加壓力，恐怕是對中美關係的無知。雖然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人權、民主曾經是中美關係的重要議題，但進入1990年代，中國申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即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成為焦點，中美關係的主軸已重新回到經貿問題之上，無論美國白宮或國會多次易主，美國政府最關注的始終是中國開放市場的進展、中國如何保護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以至人民幣匯價等經貿實利之上；中美之間在人權、民主等議題上縱使曾掀起一些漣漪，但難以想像美國會為香港民主化對北京做些什麼。熟知美國國會政治的學者都知道，這種聽證會只是美國選舉政治的一種「輿論秀」，毫無實質政治作用。
2014年的香港政改爭議期間，一些奉行「國際路線」的泛民主派人士，本來希望外國政府能表態支持他們的強硬立場，但一番努力之後，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外國政府，反過來建議泛民主派對人大831框架「袋住先」，顯然反映了泛民人士在國際政治中的離地。
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中美關係之上更盡顯其「生意佬」本色。特朗普在競選期間，雖然處處顯得對中國不友善，聲言一上任便會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不惜與中國大打貿易戰，當選後不久，他更與台灣的總統蔡英文通電話，觸碰北京的兩岸問題紅線。但在上任之後，他對北京的態度卻一百八十度大變，不但承認中國提出與美國對等的「新型大國關係」、又打倒昨日的我未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甚至公開地表明不會再與蔡英文通電話，在處理朝鮮核問題之上，特朗普更對中國擺出「萬事有商量」的態度。如果李柱銘、黃之鋒以為今天的美國政府會對他們的立場提供什麼協助，只怕是緣木求魚而已。
另一方面，李柱銘、黃之鋒到美國國會的作證，恐無益於香港的民主化，皆因他們的行為只會再次徒添中央政府對外國政治干預香港事務以及國家安全的顧慮。 中央的擔憂是，近年國際上的民主化浪潮，往往帶來極大的社會動盪，如果香港的民主進程受到外國政府的影響，會令好事變壞。過去十年發生在中東、北非國家的民主運動，就是因為受到外國勢力介入，釀成亂局，甚至陷入內戰，中央政府絕不希望香港的民主進程淪為另一個顏色革命的翻版，就是從這種認知出發。
故此，當一些奉行「國際路線」的泛民主派人士，再三將香港的民主問題推向國際，尋求外國政府介入，自然惹來中央政府的猜疑和批評。特別是近年「港獨」呼聲迅速冒起，加上去年初的旺角騷動，示威者在街頭擲石縱火的場面，更難免令人聯想到「阿拉伯之春」的慘痛教訓，中央政府將本港民主化和國家安全問題直接扣連一起，對當中外國政府的身影必然敏感，正正是因應當前國際環境變化產生的合理假設。
可以說，李柱銘、黃之鋒到美國國會就香港的民主問題作證，本來就無助香港民主進程再積極地行前一步，現實只會增添中央政府對香港民主化的擔心，不利於香港的民主發展。但除了批評他們在一個不適合的時機、做了一件不適合的事，背後反映的更深層次問題，是回歸快將20年，但不少泛民主派人士，仍錯誤地認為將外國政府拉下水，對北京施以「激將法」，又或與中央政府「鬥爭」，就是爭取民主的好辦法、自己就成為民主鬥士。
然而，這種思維有用嗎？自回歸以來，香港曾經推動了三次政制改革，但唯一一次對香港民主化有積極影響的，是2010年的一次，當時民主黨的三名代表何俊仁、劉慧卿及張文光進入中聯辦，透過對話達成增加立法會直選議席、變相普選功能組別「超級議席」、實現特首選委由800席增至1,200席等方案，但這幾位務實的政治家卻被一些激進泛民主派人士狠批為向北京退讓太多、出賣民主，視與中央政府對話為向中共政權「跪低」的民主罪人。
但換個角度看，那些鼓吹與中央政府「鬥到底」的政客，又為香港的民主爭取了什麼？除了2010年之外，其他兩次政改都是失敗收場，2005年的政改一役，固然是得到公眾普遍贊成、立法會過半數支持，卻在一些「民主鬥士」的企硬之下，未獲《基本法》要求的三分之二議員支持，終失諸交臂。
至於在2014年的政改一役，更加令香港負上極為沉重的代價。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當時提出佔領中環的概念，以為可將之作為與中央政府博弈的政治「核武」，迫使北京允許香港有「真普選」。但佔中運動最終被黃之鋒等學生組織「騎劫」，反映原組織者的無能和書生氣，更多次爆發佔領者與前線警員之間的衝突。堵路79天之後，終於在民氣渙散的情況下解散落幕，不但未能取得任何民主化的實質進展，更引發香港社會藍絲黃絲撕裂，中央政府與香港之間的關係更明顯轉差，由佔中引發的一系列司法訴訟，纏擾至今仍未解決。如果認為與中央政府鬥下去才能為香港爭取民主，佔中就是證實這個想法徹底失敗的最佳驗證。
香港回歸快將20年，鬥爭思維令到香港走了不少冤枉路，但抱有鬥爭思維的除了是中央政府的一些左派官僚、現任特首梁振英以至一些建制「藍絲」之外，還包括一些泛民主派人士。這些年的歲月蹉跎，香港是時候全面反思，究竟繼續鬥爭下去的意義何在？鬥爭會為香港帶來民主嗎？鬥爭會改善港人的生活嗎？鬥爭會為年輕人創造更好的未來嗎？還是鬥爭只會為一些藍絲、黃絲的「鬥士」贏來選票和一些精神上的滿足？
再鬥爭下去沒有出路，這個道理相信不少香港人已深有體會，而中央政府似乎亦明白，因此自去年開始，北京的治港政策已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無論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來港時邀請泛民主派會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表明泛民也是「建制」一部分、中央政府向泛民主派發還回鄉證，甚至連長毛梁國雄也取得回鄉證回內地考察，以至中央一錘定音地「DQ」本來積極爭取連任的梁振英，凡此種種，都在說明中央政府不希望再鬥下去。
但是，只有一隻手掌不會打得響，中央政府伸出橄欖枝後，還要端視仍抱有鬥爭思維的一些泛民主派人士，是否願意放低對北京的成見，願意以對話代替對抗，思考與中央政府良性互動的辦法。惟今次李柱銘與黃之鋒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顯然不是一個好的事態發展，甚至令中央與泛民主派的關係繼續蒙上陰影。
有句說得已經老掉大牙的說話，就是「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偏偏很多香港的泛民主派人士，就是不明白這個顯淺的道理，昧於國際形勢、中港政治格局，仍要與中央政府鬥到底，美其名是為民主而奮鬥，但回首過去20年，這種思維未有為香港的民主化披荊斬棘，開拓坦途，香港民主進程反而變得更加崎嶇難行，香港社會、中港關係更添撕裂。試問，連專制的、教條的中央官僚體系都能夠認識鬥爭的局限性，要改變與香港泛民主派的互動手法，採取更靈活的方式，為什麼泛民卻故步自封，連稍為大一點的空間都無法開拓，這究竟是原則問題，還是意識形態的僵化，甚至是另一種愚昧的政治正確？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5月8日出版第５9期《香港01》周報，各大書報攤及便利店有售，敬請讀者留意。你亦可按此訂閱周報，閱讀更多深度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