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林志鵬

談香港競爭力，人們一般會想到：國際化、普通法、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區，以及資金自由流動、簡單稅制、中西文化薈萃……這些的確是香港長期積累的優勢。但在全球產業鏈重組、AI科技革命加速、地緣經濟風險上升的今天，值得思考的已不只是香港還有甚麼優勢，而是：這些優勢五年之後是否仍然具有競爭力？又能否轉化成為新的發展動能？

五年規劃把優勢轉化為經濟功能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專章提出「鞏固提升香港獨有優勢」，其政策邏輯正在於此。規劃把香港的核心特點概括為「背靠祖國、聯通世界」，並列舉自由開放經濟體系、中英雙語普通法、簡單稅制、廉潔高效政府、與國際接軌的監管標準以及國際金融、航運、貿易等優勢。值得留意的是，規劃富有危機感與前瞻性，它並沒有把這些視為可以坐享其成的「本來優勢」，而是進一步用「四大中心、一高地」、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知識產權貿易、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全球合作網絡等具體部署重新組合、轉化提升。

這也是理解首份五年規劃的一個重要視角：香港真正難以複製的，不是任何一項單獨優勢，而是多種優勢在「一國兩制」制度加持之下形成的疊加效應。

例如「單獨關稅區」並不只是一個歷史標籤。《基本法》第116條明確規定香港為單獨關稅地區；香港亦以「中國香港」名義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單獨成員參與多邊貿易體系。與此同時，香港又通過CEPA與龐大的內地市場形成特殊而緊密的經貿聯繫。這使香港同時具有「內聯」和「外通」兩種能力。

首份五年規劃要做的，就是把這種制度條件進一步轉化成現代經濟功能。規劃提出繼續實行自由貿易和零關稅政策，一方面鞏固歐美等傳統市場，另一方面深化東盟、中東並開拓中亞、非洲等新興市場；同時建設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讓企業不只在香港「做買賣」，而是把接單、融資、保險、法律、物流、品牌管理和供應鏈管理等高附加值環節放在香港。這就把過去相對傳統的「轉口港」優勢，向全球供應鏈管理樞紐升級。《2026年施政報告》則把這一五年方向拆成了年度行動。例如繼續深化「出海專班」、吸引內地金融機構在港設立國際總部、推動企業建立財資及採購中心，實際上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當越來越多內地企業走向全球，香港如何把「聯通世界」由地理位置轉化成法律、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網絡的綜合能力。

市場亦提供了一些值得觀察的數據。2025年，在港設有母公司位於內地或海外的企業達11,070家，同比增加11%，創歷史新高；截至今年6月，在港登記的非香港公司已達16,014家，同樣創新高。這些數字不能單獨證明所有營商環境問題已經解決，但至少顯示，在全球經貿環境高度不確定之際，香港的跨境商業平台功能仍具有現實吸引力。

普通話與廉潔高效環境是國際競爭力

普通法也是同一道理。普通法的價值並非只在於香港「沿用甚麼法律制度」，而在於能否把這套制度轉化成國際交易的信任基礎和專業服務能力。2025年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國際仲裁調查中，香港列全球第二受歡迎仲裁地及亞太區首位；當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受理的仲裁案件中，84.3%具有國際性，參與方來自61個司法管轄區。這些數據說明，普通法、雙語環境和國際法律人才可以形成一項可輸出的服務能力。

所以五年規劃並沒有止於「維護普通法優勢」，而是提出建立國際商事法庭、推進仲裁制度改革、發展「全球調解之都」。今年《施政報告》進一步提出支持總部設在香港的國際調解院運作，並在政府國際商事合約和對外協議中考慮加入調解院作為爭議解決選項。這是一個具體例子：制度優勢只有變成功能優勢，再形成市場需求，才是真正的競爭優勢。

同樣不能忽略的，是「廉潔高效」這項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優勢。對跨國企業而言，一個地方是否值得作為區域總部，除了稅率高低，更在意規則是否清楚、審批是否有效率、政府是否廉潔、合約能否得到可靠執行。透明國際2025年清廉指數中，香港在182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2，在亞洲居第二。首份五年規劃因此把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公共行政數智化和築牢廉潔基石，放在整體發展布局之中；這些看似屬於政府內部改革，實際也是維持國際競爭力的基礎設施。

五年規劃將香港珍貴資產量化

更深一層看，香港的國際化也不能理解成「外國人多、國際航班多」如此簡單。真正的國際城市，還需要多語言、多文化、人才自由流動和對不同生活方式的包容。五年規劃提出擴大國際合作網絡、吸引更多國際組織和多邊機構落戶；《施政報告》則進一步擴大入境便利安排，打造「留學香港」品牌，拓展青年國際交流。這些政策背後，其實是在維護香港最難量化卻十分珍貴的一種資產——全球人才願意來、國際企業願意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夠在這裏共同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環境。

因此，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談「鞏固提升獨特優勢」，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提升」二字。過去的自由港，要提升為全球供應鏈服務平台；普通法，要提升為國際法律、仲裁和調解服務能力；國際金融中心，要與人民幣國際化、企業出海和新產業融資結合；廉潔高效政府，要進一步轉化為數字化治理和低交易成本；多元包容的國際城市，則要轉化為吸引全球企業、人才、國際組織和創新資源的能力。這些看似分散的政策，通過五年規劃被放到同一張發展圖譜之中。

這也正是五年規劃與年度《施政報告》的結合點。規劃負責提出「到2030年，香港哪些優勢必須守住、哪些功能必須做強」；施政報告則一年一年把它拆成項目。2026年《施政報告》因此首次以284項項目化指標對接五年規劃，以便追蹤執行進度。五年規劃的意義之一，是把「我們有甚麼」轉向「我們準備把它變成甚麼」。五年之後衡量成效，不能只看一些國際排名升跌，更要看香港能否吸引更多全球企業和人才、能否為內地企業提供不可替代的國際化服務、能否在國家與世界之間創造更多新的交易、合作和增值。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真正含金量，就蘊藏在這種把兩方面優勢結合起來、轉化為實際功能的能力之中。

作者林志鵬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時事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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