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賴泳恩

大學生「走堂」，從來不是什麼新聞。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當一間大學連「學生是否真的坐在課室裏」都無法確定時，點名制度究竟還剩下什麼意義? 近日中文大學一門課程，被指要求學生以微信掃碼並開啟定位簽到，事件由校園內部爭議升級為媒體報道，甚至驚動私隱專員公署。表面上，這是一宗關於點名工具是否侵犯私隱的技術風波。但若僅止於此，便完全錯失了問題的核心。真正的荒謬在於：學生證明自己在課堂現身，竟會被視為一項需要被監管的私隱風險，而制度本身對「不在場卻能簽到」的結構性漏洞，卻長期被默許甚至視若無睹。

大學欠缺可靠出席核實機制

中文大學其後澄清，相關做法屬個別兼職導師自行採用非官方系統，學系得悉後已提醒改用大學正式平台。這項澄清恰恰揭示了問題的深層次所在：爭議並非源於某位導師偶然越界，而是源於大學長期欠缺一套統一、可靠且具正當性的出席核實機制。當官方制度本身漏洞處處，個別導師自然會各師各法，嘗試以「最順手」的方式填補制度空白，應對愈趨嚴重的「走堂」現象。微信掃碼與定位簽到，只是這個制度真空下浮現的一個症狀，而非真正的病因。

要理解當中的矛盾，必須先直視現行點名制度的重大漏洞。不少大專院校採用二維碼簽到，但二維碼可以截圖、轉發，學生毋須身在課室亦能完成簽到。有學生甚至在開學時準備兩部手機，其中一部專門放在課室內代為掃碼。只要有人把二維碼傳出，或由他人代勞在課室範圍內完成掃碼，簽到便可能成立。換言之，問題從來不在於學生是否有權缺席，而在於制度本身是否具備核實「出席」真實性的能力。當一個制度只能記錄「有人簽了到」，而不能確認「這個人真的在場」，它便不是在維護問責，而是在製造問責的幻覺。

涉事導師在學生提出關注後，改為提供紙筆簽到的選項，並表示學生仍可使用微信掃碼，但必須開啟定位裝置。相關轉變，正好凸顯制度的核心缺陷：若紙筆簽到同樣只依賴學生自行填寫，而缺乏即場核實，則無論採用哪種工具，代簽與補簽的空間依然存在。科技從來不是問題的根源，制度設計才是關鍵。當點名只求留下「一筆紀錄」，而非確認「個人在場」，任何工具都難以杜絕造假。更諷刺的是，越是試圖以科技補救制度缺陷，越容易陷入另一種困境：以侵犯私隱的方式換取表面上的出席證明，結果既無法真正堵塞漏洞，又令學生對制度產生更深的疏離與不信任。

出席率不應只是行政表演

出席制度之所以存在，是為保障教學互動、維持評核公平並強化學習問責。若學生不在課室卻仍能成功簽到，受損的不僅是課堂秩序，更動搖整體學術誠信。準時出席、認真參與的學生會因制度漏洞而處於不公平位置。教授亦難以依據出席紀錄判斷學生的投入程度。更嚴重的是，當學生發現簽到可以輕易代勞，他們從中獲得的訊息便是：形式可以凌駕實質，程序可以被繞過，責任可以外判。這與大學應培養的誠信與自律精神，正好背道而馳。更大的問題在於，若毋須上課亦能順利通過課程，那麼大學教育的核心價值究竟何在？難道未來大學授予的學位都要附上一個「自修」的註腳？

因此，問題從來不在於「學生為何可以走堂」，而在於「制度為何容許不在場的學生完成簽到」。要真正堵塞漏洞，大學應統一採用官方點名系統，確保數據收集合法、必要且透明。同時全面檢視出席政策，使點名與教學目標緊密扣連，而非流於行政程序。至於以二維碼、定位或其他科技進行的簽到，亦應加入更嚴謹的核實機制，例如課堂內隨機確認、分段簽到，或結合課堂互動紀錄，以減少代簽與轉發二維碼的空間。更重要的是，大學必須正視一個根本問題：出席率不應被視為獨立的評核指標，而應被理解為教學互動的副產品。若課堂本身具備足夠知識密度與思辨張力，學生自然願意出席；若課堂只是照本宣科、行禮如儀，則再嚴密的點名制度，也只不過是強迫學生坐在課室裏發呆，對學習毫無裨益。

歸根究柢，若出席制度只能證明「有人簽了到」，而不能證明「這個人真的在課室」，它教給學生的便不是問責，而是如何規避問責。香港的大專院校並非學店，絕不是只要繳付學費便可輕易取得文憑的地方。若連上課都不願意的學生仍選擇留在大學，問題便不在學生，而在制度本身。大學是受特區政府資助的公共教育機構，絕不可能容許「只要文憑、不願上課」的情況成為常態。大學若要維護學術誠信，不能只靠科技包裝，而須從制度設計與教學文化入手，讓學習機會真正留給願意投入、願意學習的人。否則，再先進的點名系統，也不過是一場自欺欺人的行政表演，而大學所失去的，將不僅是課堂的秩序，更是整個學術社群的尊嚴與公信力。

作者賴泳恩是執業律師，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委員及上訴委員會（房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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