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楊華勇

應美國總統特朗普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繼今年5月北京中美元首會晤後，兩國元首在半年內再次面對面溝通，也是中美關係在「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下的一次關鍵校準。從北京到華盛頓，外界看的不只是一次高層互訪，而是兩個大國能否真正跳出零和敘事、把「合作為主、競爭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落到機制裏，尤其在最敏感、最易引爆的台灣問題上做到言行一致。

「戰略競爭」不是中美宿命

中美關係過去十幾年反復搖擺，一個重要原因，是美方一些人把中國預設為「長期戰略對手」，用冷戰式對抗邏輯處理經貿、科技、安全議題。其結果不是更安全，而是誤判更多、信任更薄、護欄更虛。2026年5月北京會晤中，兩國元首贊同將「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新定位，並用「四個穩定」闡釋內核：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這一定位的意義，不是淡化分歧，而是把分歧放進可預期、可協商、可管控的框架，避免分歧自動升級為對抗。

「修昔底德陷阱」之所以常被拿來套中美，是因為歷史上崛起國與守成國容易發生安全焦慮與外溢衝突。但歷史不是宿命。中方反復強調，中美可以做夥伴、做朋友，而不是把對方當成必須壓垮的對手；競爭可以有，但要講規則、設邊界，不能把競爭泛化為全產業鏈脫鉤、全領域圍堵、全時段對抗。真正的戰略穩定，不要求兩國沒有矛盾，而要求遇到矛盾時先算和平賬、再算對抗賬，先開管道、再定規則。

貿易與全球議題不能只靠口號

建設性戰略穩定不是外交辭令，要有實實在在的合作清單。中美分別是世界前兩大經濟體，雙邊經貿本質仍是互利共贏。2026年5月前後，中美經貿團隊圍繞貿易理事會、投資理事會、對等降稅、擴大雙向貿易等議題達成系列共識，對市場預期和全球供應鏈信心起到托底作用。此後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中國美國商會等報告顯示，多數在華美企保持盈利、計畫擴產，說明企業層面並不認同「全面脫鉤」邏輯。

更往前走，應把危機式談判升級為機制式管理。一是經貿磋商常態化，減少單邊制裁和報復性關稅的隨意性；二是AI、生物醫藥、能源、農業等新興與傳統領域分軌推進，AI治理尤其要建立政府間對話與工商界技術溝通雙通道，避免演算法、晶片、資料規則完全陣營化；三是兩軍、海上軍事安全、禁毒、執法等低政治領域保持熱線與工作組，降低誤判。2026年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地方合作、1.5軌對話等機制陸續恢復，說明多軌溝通比單點峰會更可持續。穩定關係要靠這些「細水管」常年流水，而不是只靠元首會晤「大補水」。

台灣問題是紅線中的紅線

在所有中美分歧中，台灣問題最具有全域性。中方立場一貫明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是政治基礎。新定位要想行穩，台海不能成為「戰略模糊」的投機場。

第一，美方要把「不支持台獨」從口頭承諾變成行為約束。近年來美方一方面稱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另一方面持續對台軍售、提升美台官方往來、釋放安全擔保信號，這種兩面做法直接虛化三個聯合公報，也鼓勵「台獨」勢力冒險。如何對待「台獨」是檢驗美方一中政策的試金石，說的就是這一點。若美國真想中美戰略穩定，就應停止對台軍售、停止議員政要高規格訪台、停止把台灣納入多邊安全機制化安排。

第二，必須認清「台獨」不是美國杠杆，而是地區風險源。美國2026年情報界威脅評估已承認，兩岸衝突會衝擊全球貿易與半導體供應鏈，即便美國不直接介入也將付出巨大經濟和安全代價。換言之，縱容「以武拒統」「倚美謀獨」，最終會把華盛頓自身拖入高成本危機。對美方而言，反「獨」促穩不是幫中國，而是避免自身被代理人衝突綁定。

第三，台海和平不能只靠威懾，也要靠兩岸自主交流。中方始終優先和平統一、融合發展，青年、經貿、文化、地方交流越多，外部操弄空間越小。中美可就「避免意外軍事接觸」建立更硬護欄，但台灣問題最終解決仍應回到兩岸中國人協商軌道。任何把台灣塑造成「民主前哨」「地緣棋子」的敘事，都會削弱中美整體穩定。

戰略認知糾偏是「第一粒扣子」

中方把「樹立正確戰略認知」稱為扣好第一粒扣子，針對性很強。若美方始終以「遏制崛起」為底層目標，以「全政府競爭」為執行框架，那麼哪怕建立再多的經貿、AI、軍方熱線，也會在國會立法、選戰輿論、聯盟協調中被不斷侵蝕。2026年5月以來，美方仍出台多項涉華限制性措施，與關係企穩勢頭背道而馳，這正是認知脫節的表現。

正確認知至少包含三層：其一，中國發展不是美國衰退的原因，中國式現代化與「讓美國再次偉大」可以並行，而非零和；其二，制度差異不等於必然衝突，中美在氣候、公共衛生、金融穩定、AI治理上利益重疊巨大；其三，核心利益問題不能交易但可管控，台灣、民主人權、發展道路等議題應設「止爭機制」，不做輿論升級。元首共識若不能被內閣、國會、軍方、地方同步吸收，戰略穩定就會停留在紙面。

以全球治理反哺雙邊穩定

2026年APEC與G20分別由中美相關節奏推進，中美元首已就彼此辦會表達「樂見成功」的共識。這類節點不應只成外交禮賓，而應轉化為供應鏈、數位規則、能源轉型、發展融資的協同。全球和平、發展、安全、治理「四大赤字」疊加，若中美互相拆台，新興市場與中小國家將承受匯率、糧食、能源、技術碎片化之苦；若中美保持建設性協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世貿組織改革都會獲得更大空間。

尤其在AI領域，兩個領先大國若各建封閉生態，全球數位治理會出現標準二元化；若建立透明評估、風險通報、軍用邊界、民用交互操作機制，則能把「最不確定技術」變成合作新疆域。在氣候與公共衛生上，中美採購、研發、援助互補，比任何單一國家聯盟都更有效。全球治理合作越實，雙邊關係緩衝墊越厚。

中美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起點在元首共識，落點在部門執行，關鍵在信用積累。破除「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否認競爭，而是拒絕把競爭寫成對抗劇本；不是忽略台灣敏感性，而是把台灣問題放在最高優先順序審慎處理。對美方而言，慎處台灣，就是少做軍售、少搞官方升級、少給「台獨」錯誤預期；對中方而言，繼續以開放市場、機制對話、青年人文擴大共同利益。兩邊都把「四個穩定」轉成年度台賬，中美關係才不會隨選舉、輿論、突發危機大起大落。

世界不需要另一個冷戰樣本，需要的是兩個大國證明：不同制度可以共處，不同體量可以互利的，不同核心利益可以通過底線尊重避免戰爭。9月華盛頓會晤若能在經貿機制、AI護欄、兩軍溝通、涉台行為規範上拿出可執行成果，建設性戰略穩定就從概念走向實踐，也為變亂交織的國際秩序提供最稀缺的確定性。

作者楊華勇是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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