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梁名峰博士、陳煒婷

筆者梁名峰今年5月曾在「01論壇」撰文《貧窮已成廣泛社會風險 單靠「精準扶貧」足夠嗎？》，文中提及歐盟委員會於今年推出首份全面的《EU Anti-Poverty Strategy》，並訂下2050年前消除貧窮的長遠目標。這標誌着國際政策思維的重大轉變——貧窮不再僅被視為少數人的個別困境，而是可能影響整體社會發展的「結構性風險」。在此框架下，扶貧政策已由「找出誰最窮」，轉向「如何降低更多人跌入貧窮的機率」。與此趨勢呼應，英國政府上月亦宣布關閉社會流動委員會（Social Mobility Commission），並成立全新的「階級事務組」（Class Unit）。

從促進社會流動到正視階級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政府在宣布成立全新「階級事務組」的同時，亦關閉了原本主要負責研究及倡議工作的「社會流動委員會」。英國女性及平等事務大臣（Minister for Women and Equalities）Bridget Phillipson指出，英國社會長期未有充分正視階級不平等問題，但現實是，從學業成績、健康狀況以至平均壽命，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往往跨越世代，深刻影響基層家庭的人生機會。因此，階級不應再被視為難以啟齒的議題，而應成為公共政策的重要考量。

在具體架構上，新成立的「階級事務組」將設於「平等與機遇辦公室」（Office for Equality and Opportunity）之下，與種族、性別、LGBT+ 及殘疾等單位並列運作，象徵英國政府首次正式將「階級」提升至國家平等政策框架之中。這項體制重組反映相關工作未來將不再停留於研究、建議及公眾教育層面，而是直接納入政府核心架構，由部長及官員直接承擔政策問責並推動落實。某程度上，這亦標誌着英國在處理不平等議題上，由過去較着重促進個人社會流動，轉向直面工人階層及低收入家庭所面對的結構性障礙，並強調政府有責任透過公共政策，從源頭改善不同階層的人生機會。

讓低收入群體進入決策視野

新專責組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全面推動《Equality Act》中的「社會經濟責任」（Socio-economic Duty）條款。這項條款將賦予法律約束力，要求所有公共機構在制定重大政策、規劃公共交通、提供公共服務及進行預算分配時，必須依法評估有關決策對低收入家庭及弱勢社群的影響，並考慮如何改善其發展機會。

除了法例落實，專責組亦將介入公共服務體驗、健康差距及就業機會等範疇。這種將「社會經濟福祉」融入所有公共政策評估的做法，正好呼應歐盟將貧窮視為結構性風險的思維──不再只是事後補救最貧困的群體，而是透過法定機制與政策資源分配，從制度源頭降低更多人跌入貧窮的機率。

精準扶貧要確保公平的發展機會

近年香港政府積極推動「精準扶貧」，強調將資源集中投放於最有需要的群體。今年6月公布的《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除介紹各項目標群組（包括劏房戶、單親家庭及全長者戶）的支援措施外，亦涵蓋公共房屋、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等普惠政策的資源投入情況，並首次嘗試以「社會資源價值」概念量化部分服務的效益。

然而，相較於詳細列出資源投放規模與受惠人數，報告對於相關政策是否有效改善基層家庭處境、縮窄社會差距，以及促進社會流動的分析則相對有限。當社會不再以貧窮線作為主要政策討論框架後，公眾討論亦容易集中於受惠人數及資源投放，而較少關注整體社會不平等的變化趨勢。

事實上，貧窮與不平等並非完全相同的概念。一個社會即使成功減少貧窮人口，仍可能面對生活成本持續上升、收入差距擴大，以及社會流動機會不足等問題。英國成立「階級事務組」的重要啟示之一，正是提醒政策制定者不應只關心誰最貧窮，更要關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人生機會是否公平，以及社會流動的階梯是否正在收窄。

香港近年經濟逐步復甦，但不少市民對經濟改善的感受卻未見同步提升。住屋負擔沉重、教育與照顧開支高企，以及部分基層服務行業面對的經營壓力，均令不少有工作的家庭難以明顯改善生活質素。對部分年輕人而言，單靠努力工作已未必足以複製上一代透過教育和就業實現社會流動的經驗。這些現象未必完全反映在貧窮人口數字之中，但卻與社會不平等及社會流動息息相關。

從這個角度看，扶貧政策除了聚焦於最需要幫助的群體之外，亦需要持續關注不同階層的收入分布、在職貧窮、社會流動及生活質素變化。英國推動的「社會經濟責任」，其中一個重要理念是要求公共機構在制定政策和分配資源時，主動評估相關決定對低收入家庭及弱勢群體的影響。對香港而言，這種思維同樣具有參考價值。在討論勞工保障、最低工資、託兒服務、基層醫療、長者照顧及社會福利等政策時，除了考慮財政成本及行政效益之外，亦可更有系統地評估相關措施對低收入家庭、在職貧窮人士及基層勞工的影響，以及是否有助擴闊其發展機會。若能將促進社會流動及降低不平等風險的目標納入政策評估框架，將有助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經濟發展模式。

扶貧不只是救助，更是創造機會

英國成立「階級事務組」最值得借鏡之處，不在於增設一個政府部門，而在於其背後反映的政策思維轉變——不平等不只是福利政策問題，更涉及教育機會、健康差距、公共服務、就業市場以及社會流動等結構性因素。

回看香港，近年的精準扶貧工作無疑為不少基層家庭提供了重要支援，相關工作亦值得肯定。然而，當貧窮逐漸被視為一種可能影響整個社會的風險時，政策討論或許不應只停留於識別最需要幫助的人，更需要關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人生機會是否公平，以及社會流動的階梯是否正在收窄。

真正成熟的扶貧政策，不只是幫助已經貧窮的人，更要避免家庭背景、社會階層或人生際遇成為限制個人發展的障礙。當社會階層不再過度影響一個人的發展機會，當社會流動不會因家庭背景而受限，扶貧才真正超越救助層面，成為促進公平與社會凝聚力的重要制度安排，並確保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夠看見向上流動的希望。

作者梁名峰是社會學哲學博士，從事政策研究及社會影響力評估工作多年；作者陳煒婷為民間研究員，長期關注政策研究及社會影響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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