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十元飯堂會否淪為一次性的「溫情政策」?
來稿作者:羅浚軒
香港的社會福利政策,往往被批評為「救援多於預防」:當問題已經演變成住院、家庭衝突或長者獨自生活,才由不同部門介入。然而,施政報告提出的「社區照顧者飯堂」,卻嘗試走出一條較貼近社區、較早識別需要的路。本人十分欣賞早前香港政府在施政報告中建議善用全港139間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非繁忙時段,為獨居長者、雙老家庭、殘疾人士、照顧者,以及有特殊需要兒童及其家人提供廉宜而營養均衡的飯餐。
這項政策看似只是「平價午餐」,但若細看石排灣邨的試驗經驗,便會發現其意義遠超一頓飯。它把一個原本主要服務青少年的空間,在中午時段(非繁忙時段)轉化為長者與照顧者的聚腳點。心可藉着這段用餐時間,成為接觸隱蔽個案、建立鄰里網絡,以及連結社會服務的入口。問題是:這種模式能否在全港複製?政府又是否有足夠資源、人手和制度設計,令飯堂不致淪為一次性的「溫情政策」?
「有飯食」只完成了一半政策
香港仔石排灣邨的綜合青少年服務處,是全港首個社區飯堂試點。每逢午飯時間,中心搖身一變,成為街坊的用餐地方。三菜一湯、營養均衡的午餐只收十元,對長者、殘疾人士及照顧者而言,確實能減輕日常開支壓力。據本地媒體報導,有街坊直言,十元有湯有飯,比在街上吃一碗粉麵更便宜,甚至比自己在家煮更省時省力。另一位使用者則因太太患病、自己長期沒有工作,難以兼顧照顧與煮食,社區飯堂正好填補了生活中的缺口。
這些聲音反映出一個重要事實:食物支援的受惠者,並不限於傳統意義上的「貧窮人口」,也包括因疾病、殘疾、照顧責任、獨居或家庭關係而陷入生活困難的人。石排灣飯堂採取預約制,逢星期四開始發售下星期飯券,每日提供約30份飯餐,最多可容納35人。雖然名額不算多,但試驗計劃自今年3月運作以來,首三個月已派發超過2,200份飯餐,服務約246名有需要人士。這個數字說明,社區內確實存在穩定而未被充分看見的膳食與社交需要。若只以成本效益衡量,十元午餐或會被視為一項津貼。
但從社會工作角度,飯堂真正的價值,在於它創造了一個低門檻、非標籤化的接觸點。對不少長者而言,走進社工辦公室、主動申請服務,仍然帶有心理障礙。有人怕麻煩,有人怕被標籤,也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符合什麼資格。相反,「食飯」是人人都能理解的日常活動。長者可以因為一頓便宜而有營養的午餐走進中心,繼而在用餐過程中與職員、義工及其他街坊交談。這種自然互動,往往比正式輔導更容易讓人放下戒心。
飯堂因此可以成為社區的「社交健康站」。職員在派餐、收券、安排座位或與街坊閒談時,有機會觀察到長者的身體狀況、情緒、社交狀態,甚至家庭照顧壓力。若發現有人長期獨居、行動不便、情緒低落,或照顧者明顯疲憊,便可及早轉介至長者中心、家庭服務、醫務社會服務或其他支援網絡。 這正是施政報告所強調的政策邏輯:提供飯餐只是引子,更重要的是推動弱勢人士融入社區,並讓社福機構識別需要、及時提供支援。 換言之,社區飯堂若只做到「有飯食」,只完成了一半;若能夠做到「食飯之後有人跟進」,才算真正發揮社會照顧功能。
借用青少年中心的合理性
政府選擇以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作為主要場地,有其現實考慮。全港有約139間此類中心,分布廣泛,而且不少中心在日間非繁忙時段確實有空間未被充分利用。 將現有公共或資助設施再利用,理論上比新建場地更符合成本效益,也能縮短推行時間。 石排灣社區中心的經驗亦顯示,這種「一地多用」並非不可行。中心內有閱讀空間、報章、休息位置和桌遊設施,飯堂使用者可以順道使用,長者、照顧者及特殊需要兒童家庭因而有機會接觸社區設施。 對青少年服務而言,這也未必是壞事:當不同年齡層的人在同一空間出現,社區的跨代連結反而有機會增加。社工和社會工作如也可熟悉長者服務、殘疾支援、認知障礙照顧或照顧者壓力評估。場地亦可進一步加入長者友善設施,例如加裝扶手、改善防滑地面、調整桌椅高度,或提供輪椅使用者可達的通道。
亦有區議員提出,除了青少年中心,亦可善用酒樓在非繁忙時段的空間,舉辦長者活動甚至社區飯堂。這個建議有其吸引力。酒樓本身已有桌椅、廚房、食肆牌照及熟悉社區的位置,若能與社福機構、地區組織或關愛隊合作,或可較快提供有規模的用餐服務。本人也十分同意,當然成本較高。對長者而言,酒樓更是熟悉的社區空間。飲茶、吃點心、與朋友見面,本來就是不少香港長者的日常。
若社區飯堂能與酒樓合作,未必需要完全複製石排灣模式,而可以設計成「長者優惠時段」、「社福機構包場午餐」,或由政府與商界共同資助的長者膳食計劃。但商業處所始終有商業邏輯。酒樓的租金、人工、食材、保險及食物安全責任,不可能單靠「社會責任」解決。若政府希望酒樓參與,便需要設計清晰的合作機制,例如按供應餐數提供資助、豁免部分行政成本、建立食物安全與責任分擔安排,或讓社福機構負責識別及轉介服務使用者。
精準扶貧還是精準篩選
政府強調,社區飯堂應配合「精準幫扶」,優先選址於長者比例較高或需要較大的地區,例如九龍城、深水埗及油尖旺等。 這個方向合理,但「精準」若處理不當,也可能變成「精準篩選」。如果申請程序過於複雜,要求長者或照顧者提交大量文件、反覆證明經濟困難,最需要服務的人反而可能卻步。尤其是隱蔽長者、認知能力下降的長者、新來港人士、少數族裔家庭,或因照顧壓力而無暇處理行政程序的照顧者,往往正是最難接觸的一群。 因此,服務設計應以「容易進入」為原則,可以設立象徵式收費,讓一般市民也能負擔;同時為真正有經濟困難的人提供減免或免費安排。與其以繁複審查區分「值得幫」與「不值得幫」,不如以低門檻接觸,再由社工按需要作進一步評估和轉介。
社區飯堂也不應只服務長者。照顧者同樣是政策重點。照顧者日常面對沉重壓力,往往長期留在家中,缺乏喘息空間和社交生活。飯堂提供的不只是一餐,更是一個可以走出家門、與人傾談、短暫放下照顧責任的機會。 對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家庭而言,若飯堂能同時提供親子友善環境,甚至連結玩具、圖書、家長小組或暫託服務資訊,其支援效果會更完整。 未來推展時須注意選址、空間運用及資源配套,並建議政府牽頭建立政商民合作平台,配對企業、地區組織及社福機構的資源。 這種平台若能提供穩定資助、義工培訓、物流支援及服務標準,將有助飯堂由個別試點發展為可持續的社區基建。 若每一間飯堂都有清晰的社工支援、轉介網絡、長者及照顧者服務連結,並有穩定資源支持,它便有機會成為基層社區的「照顧前哨」。
香港需要的,正是一種更早、更貼身、更少標籤的社會照顧模式。社區飯堂未必能解決所有貧窮與照顧問題,但它提供了一個務實的起點:讓有需要的人先被看見,再被支援。政府若能認真處理人手、資源、選址及跨部門協作,這頓十元午餐,便有機會由一項惠民措施,變成香港社區照顧體系的重要一環。
作者羅浚軒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學位,現正修讀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社工碩士學位。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論壇歡迎投稿。請電郵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實姓名、自我簡介及聯絡方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終編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