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經緯|《黃仁勳傳》作者落井下石:昨日沾光,今日變臉?
來稿作者:安經緯
英偉達行政總裁黃仁勳請辭後,部分輿論迅速見風使舵。英美主流媒體由吹捧他為「AI熱潮魔術師」,轉向定調為「必須下台」,在社交媒體以英文姓氏諧音「Two Huangs don't make a right」加以嘲諷;台灣綠營媒體也紛紛落井下石,把昔日的「台灣之光」剪輯成職場暴君。個別文化人亦前恭後倨:香港專欄作家陶傑上月尚且讚揚黃仁勳移民美國後受到「白種人的文明教化」,令DNA得到提升,事發後卻改口嘲諷他「一副猴子相」,不及在白人社會長大的馬斯克貴氣。然而,人一倒下,掌聲最響的,正是那些曾靠他沾光、靠寫他牟利的人。這場風暴中,把專業與道德雙重破產演得最淋漓盡致的,不是別人,正是《黃仁勳傳》(The Thinking Machine)作者維特(Stephen Witt)。
昨日是領袖今日成演員?
話得從這本書說起。維特能寫出這本傳記,採訪條件相當優厚:英偉達給予他前所未有的訪問權限,公關團隊安排他走訪黃仁勳的家人、朋友、聯合創始人、合作夥伴與員工,前後近200人;黃仁勳本人更親自陪他吃早餐,給了他六次面對面深度訪談。維特引述英偉達公關團隊的說法:他們「之前從未見過黃仁勳以如此積極與熱情的方式回應記者」。傳記一出版,拿下2025年《金融時報》與施羅德年度商業書獎,獎金3萬英鎊。2024年他上電台宣傳時,還親口說英偉達員工「像愛一位真正的領袖那樣愛黃仁勳」。那時他筆下的黃仁勳,是草根出身、低調行善、備受愛戴的領袖。
然後,2026年11月12日,黃仁勳請辭。短短24小時內,維特倒戈相向,在《紐約時報》刊出文章,宣稱黃仁勳的謙遜親民都是演戲,甚至自嘲式地補了一句:他該寫的續集,書名就叫《The What-Were-You-Thinking?! Machine.》。著書時的種種便利,換來的竟是反噬。同一個黃仁勳,同一批訪談素材,昨天還是「真正的領袖」,今天就成了「自戀的演員」。這中間沒有新證據,只有新風向。
維特那篇文章的主旨,是黃仁勳的垮台源於傲慢與自負。他羅列連串指控:私下如暴君、公開的謙遜只是表演、一名前員工向他聲稱與女下屬的婚外情是公司「公開秘密」、靠奉承討好特朗普、因對華出口立場與魯比奧結怨;其中最具體、也最嚴重的兩條,是指黃仁勳的婚外情對象是中國間諜,以及他對英偉達晶片走私知情。
維特言論背離新聞專業底線
先說間諜這條。維特在文中直接寫道,黃仁勳的出軌對象是「一名被美國情報機構認定為中國間諜的女性」。請注意他的用詞:「情報機構認定」。這五個字聽起來權威,實際上迴避了最關鍵的問題:認定什麼、在什麼程序下認定、有沒有經過司法檢驗。新加坡內政部已公開澄清從未對黃樂(Alice Huang)進行過「間諜調查」。維特把「情報風險評估」與「刑事定罪」混為一談,這不是疏忽,是刻意為讀者製造一個「已經查實」的錯覺。
第二條是走私。他引述《The Information》指黃樂公司的數據中心被用作中轉站,將價值70億美元的設備走私到中國,然後補上一句「很難相信黃仁勳不知情」。這句話的修辭表面上是一個個人判斷,實際上是一種暗示;它沒有斷言黃仁勳知情,卻誘導讀者自行得出「他一定知情」的結論。事實上,所謂的走私案查了一年多,至今亦無司法定論。新聞寫作有其底線:證據不足,便不應下筆。維特的做法卻是用暗示取代實證,讓讀者自行定罪,自己則不必承擔誹謗風險。這是「有罪推定式寫作」,先假定有罪,再讓證據去遷就結論。
身為調查記者,維特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證據門檻的重要性。但他為了配合華府的清算,放棄了這條最基本的底線,直接充當情報機構與政客的傳聲筒。這不是「揭露真相」,而是參與政治抹黑。他明明知道新加坡方面已經澄清、走私案尚無司法定論,卻選擇性略去這些對他的論述不利的事實。一個獲獎的調查記者,到頭來把證據門檻外判給華府情報放話,這已徹底背離新聞專業的底線。
維特在文中又自稱早在2023年便「感受到」英偉達內部的諂媚與沉默文化。這句自白,恰恰暴露了他自身的矛盾。倘若他當時確有此感,卻為求英偉達高層配合採訪而隱瞞不寫,那是對讀者的刻意欺瞞;倘若他當時並無此感,則他以「最了解黃仁勳的人」之自詡,識見未免可疑。更關鍵的是,他如今全盤推翻舊作,等於間接承認前作失實。為採訪便利而選擇性書寫,見風轉舵後再事後加碼,這正是其專業操守破產的明證。
維特的寫作手法,更是將預設立場發揮到極致。2023年他在丹尼餐廳親眼見到黃仁勳低調留給女服務員1,000美元小費,黃仁勳沒有向他炫耀,是維特事後追問服務員才得知。然而在11月12日的文章裏,他卻將同一件事解讀為:「這是一種表演,不是演給觀察者看,而是為了恭維自己。」同一件低調行善的客觀事實,在傳記對象風光時被寫成「不忘本的草根精神」,落難時卻被歪曲為「自戀者的自我表演」。這種誅心之論證明維特並非依據事實下判斷,而是預設結論、再羅織證據:先定調他傲慢自負,再把所有中性甚至正面的行為都扭曲成罪證。
落井下石毀掉自身公信力
全文最諷刺之處,是維特前後不一的態度。他通篇痛批黃仁勳「不能容忍異議」、「訓斥高管持續一小時」是病態傲慢;到了文末討論繼任者,卻要求下一任行政總裁必須「能在晶片延誤時對着台灣大發雷霆」,還將其比作「沒有米高佐敦的公牛隊」。同一種暴躁,用來批鬥是罪狀,用來衡量商業價值卻成了不可或缺的領袖魄力。同一支筆,昨日靠他沾光時寫的是風範,今日他倒下了寫的就是罪狀。這不是評論,這是落井下石、以怨報德。
如果說前述種種已足證維特專業破產,那麼他對黃仁勳家人的消費,則暴露了他個人道德的徹底破產。媒體可以批評企業領袖的管治操守,但涉足其家族私隱,即是越界。維特先在文中補一句「恐怕還有拈花惹草」的臆測,為黃仁勳的私德再補一刀;繼而公開盤點他與妻子洛麗(Lori)的家族信託、婚前協議的可能性,談論離婚後洛麗可能成為美國最富女性之一。這種消費無辜配偶,又把黃仁勳老友的善意證言寫成反襯他虛偽的材料,已徹底墮落為八卦小報式的羞辱。
最難看的,是他自己在文章結尾也承認,黃仁勳真正敗在政治:成功說服美國總統特朗普放寬對華晶片限制,因而與國務卿魯比奧等鷹派結怨。既然敗因寫得如此清楚,為何還要動用小報式的人格謀殺?道理很簡單:「好色與離婚分產」有流量,「華府政治鬥爭」沒人看。一個得獎作家在《紐時》評論版寫出這等奇文,與市井八卦並無分別。
維特急於踩低傳記對象、與昨日的自己切割,親手毀掉了自己作品僅存的歷史公信力。當一名傳記作者把受訪者的信任當成隨時可拋棄的籌碼,把歷史書寫當成隨風向調整的生意,他就葬送了傳記作者最根本的兩項憑藉:讀者的信任,與受訪者的坦誠。經此一事,相信不少讀者此後都不會再買他寫的書;商界與政界未來在尋找傳記作者時,也必定會對Stephen Witt這個名字三思而卻步。
至於那些跟紅頂白的媒體與文化人,無非同一路貨色:風往哪邊吹,筆就往哪邊磕頭。
作者安經緯是時評專頁「Shut The Fake Up 政經解碼」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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