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哲宏Dr Riz's 專欄

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在全國「兩會」期間呼籲立法會在香港行政主導政治體制下交出更多「務實成果」，令社會對本港政治方向的討論更趨聚焦。這一表述其實點出：行政主導並非只屬行政長官一人「主導」，而是一套制度邏輯——行政、立法、區域治理架構與公營體系都要共同向「解決問題」與「落地成效」對齊。立法機關固然保留監督角色，但監督若只停留在否決、對抗或拖延，最終受影響的是民生與發展；更理想的狀態，是把監督轉化為「完善政策、提升執行」的助力，形成有效制衡下的高效協作。

中央期待特區提升治理

這種反思來得正是時候。隨着第十五個五年規劃（「十五五規劃」）進入規劃與落實並進的新階段，中央對香港的定位愈發清晰：既要堅持「一國兩制」與「愛國者治港」，也要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及創新樞紐的角色。

從政策語言而言，文件中反覆出現「加強」、「提升」、「進一步發揮」等措辭，顯示中央的期待並非「維持現狀」，而是要香港在制度、治理與競爭力上持續升級。換言之，香港不僅要「守住」優勢，更要「做大」優勢——而「行政主導」正是推動這種升級的核心引擎。

為何行政主導如此重要

香港的「行政主導」模式根植於《基本法》，以行政長官為特區治理核心，並在立法與司法於合作框架下運作的制度安排中落實。此一設計主要具三個目的：第一，使香港的治理能與國家制度相銜接；第二，確保社會秩序與繁榮穩定；第三，維持與國家憲制框架一致。

批評者常指這套模式與香港「自由放任」的經濟傳統相衝突，但此說忽略了強勢行政領導與市場自由之間其實可以互補協同：政府提供策略視野與穩定性，自由市場則推動創新與全球競爭力。兩者結合，形成一種有利可持續發展、且具香港特色的混合模式。

個案一：北部都會區
行政主導中長期發展工程

北部都會區屬於典型的跨年代大型規劃：涉及土地、交通、房屋、創科、產業與跨境協作。這類工程若缺乏強而有力的統籌，很容易因部門分割、程序拉扯或短期利益計算而停滯。行政主導的價值，正在於由政府集中資源、設定節點、協調部門與整合政策工具（如土地供應、基建先行、產業導入），以確保「規劃不是口號」，而能逐步變成產業與城市發展的現實。同時，在自由市場環境下，政府提供的規劃與基建也為私營企業、科研機構與大學創造更可預期的投資條件，吸引人才與資金，形成公私協作的生態。

個案二：區議會
以民生小事累積治理信任

在地區層面，區議會在政府主導下更聚焦於諮詢與服務導向，工作通常圍繞社區設施、環境衞生、地區活動、關愛隊協調等「貼地」議題。其意義在於：把市民感受最直接的問題（如清潔、維修、長者支援、街道改善）變成可跟進的清單、可量度的成果，並以更快的回應速度累積治理信任。行政機關掌握最終決策權，則確保地區工作能與全港政策一致，避免各區「各自為政」而失去統一性。

個案三：區域融合
以「連接」帶動「發展」

一個更能扣連國家戰略、也最能體現行政主導優勢的例子，便是跨境基建與區域融合。無論是大型跨境交通樞紐、口岸安排、通關便利化，或深港在創科、金融、專業服務上的合作，這些都需要高度統籌：牽涉中央與特區層面的政策對接、跨部門協作、法規與程序配套，以及長期資本投入。市場本身難以獨立完成如此複雜的公共產品供應，必須由政府主導搭建框架與平台，才能把「連接」轉化為實際的流量、產業與就業。

對香港而言，跨境融合的關鍵不只是人流車流更方便，而是把香港的制度與國際化優勢，嵌入大灣區的產業鏈、創新鏈與資金鏈之中：例如在跨境科研合作、科技成果轉化、企業融資與專業服務輸出上，香港可以藉由制度優勢與人才優勢，成為「把內地創新連接世界、把全球資本引入內地」的雙向樞紐。這正符合十五五語境下對香港「進一步發揮」的期待——以行政主導的制度能力，將國家戰略機遇轉化為香港自身的增長動能。

新挑戰亦是新機遇

香港踏入第十五個五年規劃期，丁薛祥提出「務實成果」的要求，既是提醒，也是契機。香港的行政主導制度——以《基本法》為根基並與國家戰略同向——仍是維持穩定與繁榮的關鍵。

未來成敗取決於：能否加強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協調；能否在提升效率的同時守住政策質素；以及能否在穩定治理框架下更好發揮香港自由市場的優勢。只要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在各制度環節建立共同推進的承擔與共識，便能在新時代的挑戰中把握機遇，邁向更高質量的新發展階段。

作者利哲宏博士是九龍城區議員，直資學校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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