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李冠儒

在當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劇烈動盪的背景下，正確認識國際形勢是制定發展戰略的前提，也是香港方面能夠配合、融入、倡議祖國發展藍圖的關鍵。中國共產黨對國際形勢的研判，歷來是指導中國外交政策與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如「十四五」與即將到來的「十五五」）的核心依據。從早期的「戰爭與革命」，到中期的「和平與發展」，再到如今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種認知演變不僅反映了中國實力的增長，也體現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刻思考。香港制定五年規劃時，自然會充分考慮到國際關係對香港的影響，但更艱巨的任務其實是要讓香港全體市民置身事內，本文為此拋磚引玉，淺談中國共產黨對國際形勢的研判及其變化。

從十一大到二十大：
從國際形勢大好到驚濤駭浪

回顧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可以清晰看到國家對世界大勢的認知非常清晰。

1977年十一大報告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認為「當前國際形勢大好」，並強調「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主流，但也警惕「蘇美兩家是新的世界大戰的策源地」。至1982年十二大，雖然仍認為戰爭危險嚴重，但已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維護的」。1987年十三大判斷形勢「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利」。1992年十四大是一個重要轉折點，明確提出「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這一定位延續至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及十八大。這段時期，國家強調「新的世界大戰在可預見的時期內打不起來」，「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被視為重大機遇。

然而，2017年十九大指出世界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到了2022年二十大，論述發生了深刻變化，報告指出「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並首次警告必須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這標誌着中國對國際環境的認知從單純的機遇期轉向了「風險與機遇並存」的複雜期。

「十四五」與「十五五」：
「戰略機遇」需主動爭取

國家規劃綱要進一步將上述涉及國際關係的判斷具體化為行動指南。「十四五」時期，國家認為「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如今，中國邁向「十五五」時期，這種挑戰更趨嚴峻。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大國博弈更加激烈，地緣衝突易發多發。

雖然我國具備「主動運籌國際空間、塑造外部環境的諸多有利因素」，但必須直面「世界增長動能不足」與「國際經濟貿易秩序遇到嚴峻挑戰」的現實。這意味着「戰略機遇」不再是唾手可得，而是在「變亂交織」中主動塑造與爭取而來的。包括香港特區在內的政府都要主動因應國際環境的新形勢去調整自己的定位。如今香港擁有國際金融、國際教育、國際交往等優勢，理論上在人才輸送方面可以滿足祖國所需，而目前中美博弈最顯著的領域正是創科領域，所以香港被祖國賦予了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厚望。

風高浪急下的香港：
要幫助國家應對挑戰

面對「世界之變」與國家判斷的「驚濤駭浪」，香港作為國家最國際化的城市，受到市場嚴峻的挑戰。客觀上香港的天然資源較為稀缺，在這方面無疑需要背靠祖國，同時要幫助國家應對嚴峻國際形勢的挑戰，尤其要利用自身法律與商貿與國際接軌的優勢，協助內地企業出海，成為國家運籌國際空間、緩解「和平赤字、發展赤字」的關鍵平台，在香港特首李家超任內所成立的國際調解院、香港對外交流友好協會，都是實現有關目標的媒介。

其次，針對「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現實，香港需強化其作為中外信息與文化橋樑的作用，尤其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東盟、博鰲亞洲論壇、等區域合作場合主動修復信息不對稱，對外講好中國國際合作的故事，毋容置疑，去年12月香港駐吉隆坡經濟貿易辦事處已投入運作，港府採取了一些與國際合作相關的實際行動。另一邊廂，大量消息人士都意識到在中日關係急劇惡化的現在，香港本來可以與日本進行較靈活交往的空間也日趨受限，這些現象未必利於香港成為國際仲裁中心，也不利於吸引國際人才，所以有關部門在進行規劃時還需要有更慎重的考慮——勿忘香港應該成為協助祖國乃至世界調停國際衝突的重要區域。

最後，4月15日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也應該樹牢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護航「十五五」新征程，共築國家安全屏障。隨着香港開始制定自身的五年規劃，應深刻借鑒內地「堅持底線思考、居安思危」的經驗。例如，在貴州等地的「十四五」、「十五五」經驗中，我們看到地方如何對接國家戰略。香港亦應在金融科技、衛星航天等新興領域發力，確保在「風高浪急」的國際環境中，不僅能守住金融安全的底線，更能成為國家「塑造外部環境」的戰略支點。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國家從「和平與發展」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征途中體現自己的價值。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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