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孟言

2022年，美國國會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TikTok在聯邦政府設備上使用，隨後圍繞禁令、剝離與數據安全的爭論持續升溫；2023年，歐盟正式將半導體供應鏈列為核心的「戰略安全」議題；幾乎在同一時期，多國政府不約而同地開始將大型語言模型（LLM）的發展定性為「存在性威脅」（existential threat）。審視近幾年的全球政策動向，一個顯而易見卻常被公眾忽視的問題是：這些議題是如何從普通的商業、技術問題，演變成需要動用非常手段處理的安全議題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用到一個在公共討論中被嚴重低估的學術工具——安全化理論（Securitization Theory）。

哥本哈根學派的洞察：安全是被「說」出來的

傳統安全觀假設威脅是客觀存在的。導彈瞄準了你，所以你不安全；邊境被敵軍入侵，國家安全遂受到直接威脅。但上世紀90年代，以布贊（Barry Buzan）與維夫（Ole Wæver）為代表的哥本哈根學派（Copenhagen School）提出了一個顛覆性命題：安全是被「說」出來的。

維夫將安全視為一種特殊的言語行為（speech act）。當某個行為體（通常是政治精英）在公共論述中，將某一議題描述為對國家、社會或民族的「存在性威脅」，並以此論證需要打破常規的民主政治秩序、採取非常措施時，一個「安全化」的過程便正式啟動。

這個過程能否成功，關鍵並不在於威脅是否客觀存在，而取決於「目標受眾」是否接受這套話語建構。換言之，安全化是一個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的過程：言說者提出安全敘事，受眾決定是否「買賬」。例如，為何同樣是網絡攻擊，在某些國家能引發全民動員，在另一些國家卻只是一則普通的IT新聞？差異往往不完全在於攻擊本身的烈度，更在於安全化話語是否被成功建構並獲得公眾認可。

擴張的安全板塊：以人工智能為例

哥本哈根學派的另一重大貢獻，是將安全研究從狹義的軍事領域，拓展至軍事、政治、經濟、社會與環境五大板塊。每個板塊都有其特定的參照對象與威脅邏輯。以「社會安全」為例，其參照對象不是國家主權，而是集體認同——當一個群體感到其語言、文化或生活方式面臨威脅時，社會層面的安全化便可能發生。歐洲移民問題如何從勞動力經濟議題演變為「文明衝突」敘事，便是社會安全化的教科書級案例。

這一框架在今天顯得格外有力。當我們審視各國圍繞人工智能（AI）的政策辯論時會發現，同一項 AI 技術在不同話語場域中，被分別被認定為不同的威脅：在軍事上，被形容為致命性自主武器與無人戰爭的風險；在經濟上，被形容為就業替代、產能過剩與技術依附的風險；在社會及認知戰上，被形容為深度偽造（Deepfake）、虛假資訊與社會信任瓦解的風險；在政治上，被形容為操縱選舉、干預輿論及削弱民主基礎等風險。

毋容置疑，AI 風險顯然真實存在，但在安全化理論視角下，我們要問的是：AI風險是如何被命名、排序與制度化的？哪些行為體藉助「安全」語言獲得了議程設置權（agenda-setting power）？而這，是國家安全學學者們在爭論不休的議題。

巴黎學派與技術治理：隱形的安全化

哥本哈根學派聚焦的是精英話語與「例外政治」的時刻，然而安全的建構並非總是通過國會演講或官方聲明來完成。以比戈（Didier Bigo）為代表的巴黎學派（Paris School）指出，安全化更多發生在日常化、專業化與技術化的行政實踐中。

邊境管控系統的數據庫設計、簽證演算法的風險評分模型、情報機構的監控協議、出口管制清單中的技術目錄——這些看似中性的技術安排，實際上都在不斷劃定邊界：誰是正常公民，誰是潛在威脅；什麼是天災，什麼是人禍；什麼是普通商品，什麼是戰略物項。

在數字時代，這種觀點尤其犀利：當一套出口管制清單將某項技術列為「兩用物項」時，安全化已不再需要宏大敘事，它已被嵌入數據庫、接口與標準之中。相比演講台上的宣示，這種安全化更隱蔽、更持久，也更難被公眾察覺與問責。所以部分學者要求一般人多思考，以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學為代表的威爾士學派（Welsh School）則從規範性立場追問「安全化到底服務於誰？」如果安全化的本質是將原本可通過協商解決的問題強行打包，關進「緊急狀態」的例外空間，那麼它往往會淪為既得利益者鞏固權力的工具。因此，威爾士學派強烈主張「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呼籲將議題從恐慌邏輯中解放出來，回歸透明、公開的常規公共辯論。

歸根結底，所謂「安全」，從來不僅僅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判斷，它更是一個充滿博弈的政治過程。在這個AI、晶片、數據與演算法被密集安全化的時代，具備識別這一過程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公民素養。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前全球安全治理的實踐中，中國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展現了一種獨特的理論整合視角，也與國際上的許多安全理論有共同點：它不僅涵蓋了哥本哈根學派所倡導的非傳統安全領域，強調安全範疇的動態擴展，亦體現了對發展與安全辯證關係的深刻理解。從學理上看，總體國家安全觀試圖在不同學派間取得平衡，因為它既認同安全是國家生存的基石，又主張安全應服務於人的發展——呼應了威爾士學派對「人的解放」的關注；既重視宏觀的戰略敘事，也強調透過體制機制現代化進行精細化治理——回應了巴黎學派對行政實踐的重視。這種「系統性安全」的建構，旨在應對數字時代高度互聯帶來的複雜風險，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種兼顧傳統與非傳統、內部與外部、自身與共同安全的綜合性框架。

作者孟言是「思哲研究所」創科領域特約撰稿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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