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揭發者

在香港街頭，有一道橫跨30年的奇特風景：區議員掛出的鮮色橫額，總是大書「成功爭取」四字——成功爭取加設過路處、成功爭取延長圖書館開放時間、成功爭取維修老化水管。初看是服務承諾的兌現，細想卻令人困惑：路爛了要修、街燈壞了要換、社區設施應因時制宜，這些本來就是公共服務的基本功，是官員該做好的分內事，為何要由民意代表去「爭取」，而不是官員自動自覺因應民情去執行？

更核心的問題是：究竟誰在服務誰？當「爭取XXX」成為議員的主要績效，甚至成為整個社會運作的隱形前提，我們就不得不正視，香港官員體系的本質似乎已偏離「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我們從不否認，香港官員在文書處理、程序把關、工程技術等範疇確有專業之處，但問題在於：這些專業若失去了主動服務的熱誠，就會淪為一種高高在上的把關權力，而非解決民生問題的能力。當官員坐在決策的椅子裏，變成等待別人來「爭取」的判官，整個城市的高效決策便會癱瘓，產業發展與社會進步也只能在層層虛耗中原地打轉。

從「把關者」到「判官」：誰在服務誰？

走入任何一個屋邨，都可以看見那些橫額的進化史。九十年代的「成功爭取」多衝着房屋清潔、小巴班次、斜坡維修等貼地小事。那時的潛台詞是：前線部門官僚僵化，對市民訴求愛理不理，議員唯有充當「傳聲筒」兼「施壓者」，才能撬動部門做少少事。但時至今日，「成功爭取」的範圍已大幅膨脹，由社區小事擴散至大型基建、規劃政策、甚至跨境合作；議員與官員的關係，也由監督與被監督，微妙地變成了磋商、遊說甚至乞求。

問題是，拿着公帑薪津、掌握專業知識與法定權力的官員，為何需要由議員去「爭取」才肯做事？答案藏着一個觀念上的根本斷裂：在理想的政治分工中，官員是受聘於公共、服務於公共的專業執行者，「為人民服務」是其天職；議員則代表民意，制定法律與監督政府，確保這部機器不偏離公眾利益。但現實中，許多官員已不自覺地將「做分內事」的前提，設定為「有人成功爭取到」、文件齊備、風險可控且毋須額外承擔責任，而不是市民生活是否受到實質困擾。

這種心態的蔓延，令公務員體系逐漸失去「自動自覺」的基因。一個路面出現坑洞，市民的第一反應不是「政府會來修」，而是「要影相留證據，叫議員去爭取」；一個荒謬的行政程序阻礙民生，部門的第一反應不是立即自我檢討整頓，而是等待外界累積足夠壓力才勉強修改。久而久之，公務員不再覺得自己是主動解決問題的「公僕」，反而成了坐在決策椅子裏、擁有最終「肯首權」的判官。這種權力關係的錯置，是香港管治困局的病根。

我們必須坦白指出：許多地區問題，如路面損毀、渠道淤塞、街市管理、小巴班次、圖書館開放時間等，根本不涉及複雜的政治爭議，純粹是執行力與責任心的問題。高級官員手上握有行政主導的權力和資源，理應建立一套機制，讓這類民生小事能「自動自覺」被處理，而非淪為議員的「成功爭取」業績。當一個社會連修補路面都要靠爭取，那不是民主的勝利，而是行政系統的失能。

封閉的行政王國：程序穩定壓倒一切

這種「判官心態」背後，是官員體系長期以內部規章、程序安全和自身便利為最高原則，民意反而被視為外在干擾。從回歸前後起，反對派不斷要求政府加強監管制衡，本意是防止權力濫用，結果卻令監管的權力越管越細、越管越繁。每增一道程序，就等於給官員加多一層保護罩——他們可以用「程序未完成」阻擋任何新倡議，也可以用「監管要求」把決策推給上級、委員會或外聘顧問。

今天一個地區小工程，由立項到動工，隨時要經過十幾個部門的審批，當中的準則、先後次序、技術註釋，統統由公務員牢牢掌握。議員要「成功爭取」，就必須過五關斬六將，逐一拆解這些內部密碼。久而久之，官員體系變成了一個內部自足的「行政王國」，它可以對外來壓力適度讓步，但絕不會改變其核心運作邏輯——即以程序穩定為名，維護自身的權力位置。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個「王國」的人事結構。官員退休後，往往旋轉門般進入各大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公共企業甚至大學資助體系，佔據關鍵位置。這些機構掌控香港大量的公共資源與政策制訂權，同一套思維、同一套人脈，在體制內外無縫銜接，形成一個牢固的網絡。這種封閉循環，令任何外來的新思維、新專業都很難真正撼動體制的慣性。

科技落後與審慎務實的怠惰

香港官員體系對科技和國際視野的遲鈍，已經成了全港發展的瓶頸。數碼化政府倡議講了十幾年，至今仍大量使用紙本和傳真機；智慧城市項目多數停留於試點，未能大規模與城市管理結合；面對人工智能、大數據和氣候科技等浪潮，相關部門的反應是一貫的「審慎務實」——即先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再委託顧問撰寫報告，然後視乎資源決定試行與否。但同期，深圳的公共服務已近乎全面數碼化，新加坡的智慧國方案已進入深度整合，香港的「審慎」在國際競賽中其實就是落後。

這種落後，不是個別官員的能力問題，而是整個體系的封閉性所致。官員的招聘、考核與晉升長期以來過於偏重「做文件通才式」的內部考試與年資，缺乏真正與科技前沿、市場實戰和國際視野接軌的途徑。晉升委員會的運作儼如黑箱，外界無從得知為何具備創新思維和科技能力的人才往往不是升遷的首選。當體制不獎勵主動、不鼓勵擔當，「不做不錯」自然成為生存之道。

行政主導下的作為與不作為

說到這裏，我們必須尖銳地提出一個問題：香港口講「行政主導」，這意味着高層官員手上握有巨大的整頓權力和資源調配權，他們理應有一種「等不起」的緊迫感。尤其是面對科技落後和內部機制僵化的問題，高級官員有責任主動出擊，利用行政主導的優勢去拆牆鬆綁，而不是任由前線程序繼續癱瘓城市效率。

近年，官員外訪考察成風，這本身是好事。但考察的價值，不在於行程的密度或規格，而在於回來之後能否轉化為具體的改革措施。對比內地城市的做法，官員每次外出考察後，往往伴隨着一系列具體政策的迅速落地，真正做到「帶着問題出去，帶着答案回來」，回來就立馬推動試行和整頓。反觀香港，相關部門赴歐洲、西班牙、法國等地考察優秀的公共房屋設計、城市規劃或創科生態，回來後卻往往石沉大海。

我們不禁要問：官員去完歐洲，見識了西班牙、法國等先進的公共房屋設計與管理模式，有否將其精髓帶回香港，切實提升公屋的品質和規劃思維？官員考察完智慧交通系統，香港的交通管理又有哪些實質突破？這些外訪活動，若只是拍照留念、撰寫一份無人跟進的報告，對香港沒有絲毫改變，那就是赤裸裸的浪費公帑，辜負了公務員考察應有的使命。

真正的「行政主導」，不是主導程序，而是主導改變、主導整頓。高層公務員必須承擔起責任，將每次考察的見識，轉化為整頓內部陋習、推動香港進步的動力。這需要一種「合理性」的主動——不是盲動，而是基於專業判斷和考察所得，看到人家比我們好、比我們先進，就要千方百計去學、去改、去落地。如果考察回來一切如常，內部機制依舊僵化，科技應用依舊落後，那麼這些考察不僅是浪費金錢，更是對公務員「行政主導」責任的放棄。

這種「考察無果」的現象，折射的其實是整個官員體系缺乏「自動自覺」的執行倫理。許多官員覺得，只要完成了考察程序，交了報告，便已盡責。但他們忘記了，考察只是手段，改變才是目的。在內地的進步經驗中，官員往外考察回來，是帶着「軍令狀」去推動落實的；香港的公務員，同樣拿着豐厚薪津，同樣享有行政權力，為何不能在考察回來後，也拿出一份推動改革的「成績表」？

回復「父母官」的自覺

歸根結柢，我們不是要否定公務員的專業能力，而是要追問：他們的專業是為誰服務？香港公務員長期標榜「政治中立」和「程序至上」，這在理想狀態下是優點，但若演變成以程序為擋箭牌，對民生疾苦無動於衷，那就是價值的徹底顛倒。他們服務的對象，不應該是冷冰冰的內部規章，而是活生生的人民。

在正常的社會裏，官員支持不是一種需要被「爭取」的稀有資源，而是公共服務的基本產出。一個有「父母官」自覺的公務員體系，會主動巡查路面狀況，在市民投訴前修補坑洞；會因應社區人口變化，主動調整圖書館和康體設施的開放時間；會看到鄰近城市的科技進步，急起直追，主動整頓內部落後的數碼系統。這些都不是需要議員去「爭取」的事，而是公務員受薪該做好的本分。

改革的方向，不是簡單地削弱公務員，而是要重新確立其「服務本位」。這需要從幾個層面入手：

第一，政府部門之間的行政權力分工要重新釐清，具體問責與行政分工要落到實處。局長、常秘、處長、專員辦公室主任等的職能，是否疊牀架屋？是否需要精簡，讓決策更快、更貼地？

第二，公務員事務局應改革其功能，學習內地組織部在人才管理和研究方面的做法，定期因應科技發展和社會需要，主動檢討和調整公務員的編制、培訓與晉升階梯，強化專業效能。

第三，必須打破退休高官的旋轉門壟斷，大幅減少退休公務員自動進佔公共機構關鍵位置的慣例，引入多元背景的社會專業人才，令政策制訂不再只是圈內人的封閉對話。

第四，必須徹底改革招聘晉升制度，讓具備科技能力、國際視野、市場觸覺和內地經驗的人才能夠進入中高層，並設立透明的表現考核，打破「黑箱升遷」，讓主動作為、敢於承擔的官員得到回報。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在文化上把「官員」還原為「公僕」，令整個體制明白，市民和其代表毋須「爭取」他們履行本分，而是他們必須主動向公眾證明自己正在盡責。這種「父母官」的自覺，不是封建時代的殘餘，而是現代公共服務倫理的核心：權力來自人民，必須主動服務人民。

讓「爭取」從此消失

「為什麼要爭取政府支持？」這個問題本身，已是香港管治的病徵。正常的社會裏，公務員的服務是公共服務的基本產出，而不是需要民意代表去敲門乞求的稀缺資源。當街頭橫額上的「成功爭取」繼續飄揚，它其實在提醒我們，香港困在行政系統的牢籠中，已經太久。

當有一天，路政署在市民發現之前已主動修好了路面，康文署因應社區需求自動延長了服務，決策局將考察成果迅速轉化為實際改革，公務員看到民間疾苦便「自動自覺」整頓內部荒謬的程序——那時候，我們就再也不用追問，為何要「爭取」了。那時候，官員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公僕」，而非困在象塔裏等待他人來爭取的「判官」。香港能否走出困局，關鍵就在於此。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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