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觀全局｜林素蔚專欄

過去一個月，我走訪了內地多個城市，當中包括被譽為「中國互聯網與電商之都」的杭州。凌晨兩點的科技園區燈火通明，年輕人在直播間聲嘶力竭地帶貨，或在電腦前徹夜奮戰，緊盯着屏幕上跳動的轉化率與流量數據。這座城市的活力與數字經濟的爆發力，確實令人震撼。然而，在驚人的交易額與亮麗數字背後，我作為社工與家庭治療工作者，卻敏銳察覺到一種瀰漫在空氣中的情緒：極度的疲憊，與深層的焦慮。

繁榮數據背後的疲憊面孔與算法困境

這並非單純的個人觀感，而是有實實在在的數據支撐。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6月內地青年（16至24歲）失業率達21.3%，創有紀錄以來新高；當局其後調整統計口徑，才讓數字表面上有所回落。與此同時，多份內地學術研究亦指出，「996」（早上9時工作至晚上9時，每周6天）的高壓工作文化，與青年抑鬱及焦慮症狀的上升呈顯著正相關。在互聯網行業，年輕人彷彿被困在「演算法」之中，系統不斷推高績效標準，個人的努力往往被龐大的系統輕易吞噬。「拼命也看不到出路」的集體無力感，正是「內卷」（過度且無意義的內部競爭）與「躺平」這兩種社會心態的溫床。

這種困境，讓我想起遠在千里之外的香港青年。兩地青年的焦慮根源截然不同：一個是過度競爭窒息了出路，一個是結構固化封堵了上升階梯—— 但結果卻是驚人的相似：一整代年輕人，正在悄悄降低、甚至放棄對未來的期望。

「內卷」與「躺平」本質都是無力感

在內地，「內卷」的核心是資源有限下的零和博弈。以杭州電商為例，我們只看到頂端主播月入數十萬、上百萬的神話，卻忽略了龐大基數的中小主播與幕後運營。他們日均工作逾12小時，收入卻僅及最低工資水平。當競爭愈烈，個體的消耗愈深，「躺平」—— 主動降低物質慾望、退出競爭軌道—— 便成為部分青年無奈之下的自我保護機制。

香港的困境，則源於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停滯。根據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的歷年調查，本港私人住宅樓價對家庭入息中位數比率，長期高踞全球主要城市前列。根據2023年的市場調查數據，大學畢業生起薪中位數約為1.8萬元；然而，在港島或九龍市區租住一個不足200呎的劏房或納米樓，月租已動輒逼近甚至逾萬元。

當一個擁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每個月大半的薪水只能用來換取一個極其狹窄、甚至不見天日的生存空間，連基本的「生活尊嚴」都難以維持時，「躺平」似乎成了他們最理性的選擇。「讀好書、搵份好工、買樓成家」這條上一代視為理所當然、放諸四海皆準的成功方程式，對今日香港青年而言，幾乎已成不可觸及的奢望。

杭州是「拼到盡頭卻仍原地踏步」，香港是「努力向前卻發現路已收窄」。當年輕人察覺無論如何努力都難以跨越階層壁壘，「躺平」從來都不是因為懶惰，而是個體面對長期結構性無力感時的自我防禦，更是對社會制度失效所發出的無聲警號。

當家庭從避風港變成壓力鍋

這種深層次的焦慮，往往不會只停留在社會層面，它會蔓延至家庭，形成兩代人之間難以跨越的溝壑。在我的家庭治療臨床經驗中，無數次見證過這種撕裂。

父母拿着當年的「成功藍圖」要求孩子：「我們以前肯拼、肯捱就能買樓成家，你現在物質條件這麼好，讀書又多，為甚麼不上進？」然而，時代的遊戲規則已經徹底改寫。上一代乘着香港經濟起飛、產業蓬勃發展的東風，只要肯努力，一分耕耘往往有一分收穫；但今日青年面對的，是全球經濟放緩、本地產業結構單一、財富與資源高度集中的殘酷現實。

當孩子在外被殘酷的現實打擊得體無完膚，帶着一身疲憊回到家裏，家庭本應是充電與療癒的「避風港」，卻往往變成了另一個充滿比較、說教與指責的「壓力鍋」。年輕人在外無法宣洩的挫敗感，往往在家中以憤怒、反叛或極端的沉默來爆發；而父母的擔憂與不解，又進一步加深了彼此的隔閡。年輕人覺得「你不懂我」，父母覺得「你不知感恩」，惡性循環就此形成，最終釀成無數家庭悲劇。

同理心需要嚴格的問責來撐腰

香港正大力推動創新科技與經濟多元化，致力為青年尋找新出路。但追求發展的同時，政府的施政必須兼具前瞻性與嚴格的問責性。針對當前青年的困境，我提出四點具體倡議：

一、青年住屋：執行到位，問責先行

近日審計署發布報告，揭示青年宿舍項目進度嚴重落後，部分已運作的項目在行政管理、入住率及公共資源運用上均未達標，甚至缺乏對青年發展的實質支援，涉及資源錯配與監管失當。審計署的警示說明了一個殘酷現實：有政策，沒執行，等於沒有政策。青年宿舍不應只是一張床位，而應是青年累積資本的跳板。政府必須強化KPI（關鍵績效指標）監管機制，引入競爭性招標，讓表現欠佳的營運機構面對真實的問責後果，確保公帑真正用於青年身上。

二、精神健康：打通轉介樽頸，建立社區防線

公立醫院精神科輪候時間動輒逾一至兩年，這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信號，令前線社工在面對高危青年時，往往在最關鍵的救援時刻束手無策。政府應立即建立跨公私營的「緊急精神健康轉介機制」，透過公私營協作模式（PPP），資助有迫切需要的青年及時到私營市場獲得專業精神科或心理輔導支援。同時，必須設立個案追蹤系統，確保沒有一個脆弱的生命會在制度的縫隙中流失。

三、家長教育：走入職場，而非只辦說教式講座

香港中小企佔全港企業總數約九成，大量雙職父母為口奔馳，根本無暇出席日間或周末的傳統家長教育課程。政府應改變思維，設立「職場家庭支援專項基金」，資助中小企引入「僱員支援計劃」（EAP）。此外，應鼓勵社福機構將冗長的課程轉化為幾分鐘的微型學習短片（Micro-learning），透過手機直接發送給家長，讓家庭教育支援真正走入職場、融入生活。

四、多元出路：從觀念改變到實質制度保障

社會需要真正肯定電競、藝術創作、新媒體、自由工作者（Slash）等非傳統職業。但要青年敢於追夢，單靠觀念改變並不足夠，這些行業必須能提供體面且穩定的生計保障。政府應為文創及新興產業工作者提供更多共享工作空間與創作基金，並着手研究為自僱人士及非傳統職業從業員，提供強積金供款配對或基本的醫療保險安全網，讓他們在「闖蕩」時無後顧之憂。

同理心與問責不是對立

審計署對青年宿舍的批評，是一記響亮的警鐘：善意的政策若缺乏執行的魄力，最終傷害的，正是那些最需要被保護的弱勢群體。真正的同理心，絕不迴避問責；真正的問責，亦從不缺乏人性的溫度。

無論是在杭州直播間裏聲嘶力竭的電商青年，還是在香港劏房裏仰望星空的創科世代，他們需要的，從來都不是高高在上的說教。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能讓他們喘息的生存空間、一個願意傾聽與理解的家庭，以及一個執行到位、敢於問責、真誠為他們打拼的社會制度。

香港的青年一代，絕對值得擁有一個兩者兼備的社會。

作者林素蔚是註冊社工，家庭治療碩士，慈善機構行政總裁，第七屆立法會議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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