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李冠儒

隨着中美領導人高規格會面圓滿落幕，長達數小時的深入對話向外界釋放了重返理性務實的明確信號。在這一大國關係回暖的連鎖效應下，一度陷入冰點的中日關係也迎來了寶貴的改善窗口期。以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自居的香港必須認真接收這一外交信號，並在變局中精準尋找自身定位。

中日高層對話與地方交往破冰

在日本政界與民間，那些質疑高市首相過激言論、支持與中國改善關係的理性聲音已在中美領導人會面後開始重新浮現。內地的知名媒體代表徐靜波更在《改善中日關係的窗口期已經來臨》一文敏銳地指出，中國對日的友好交流工作實際上已在默默恢復。例如在東京中國文化中心近日舉辦的一場活動中，當文化中心羅玉泉主任致辭提到「這是最近半年來，我們文化中心舉辦的第一場中國地方政府的活動」時，台下一百多位台日嘉賓情不自禁地熱烈鼓掌，甚至有人眼泛淚光。

因為大家深諳這不僅是自去年11月以來日本首場具備中國官方背景的交流活動，更承載了兩國民間壓抑已久的合作期盼。無獨有偶，日本自民黨前幹事長森山裕、日中友好議員聯盟副會長小淵優子等十名日本政壇重量級議員，日前更主動走進中國駐日大使館，與吳江浩大使舉行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會談與聚餐——外交部也已低調發出緩和信號。客觀上，這也是高市首相發表涉台錯誤言論、兩國關係陷入緊張對立半年以來，吳大使首次與日本政界核心人物進行正式餐敍。春江水暖鴨先知，兩國不論是高層政治對話還是民間地方交往，均已點燃了復甦的火苗。

香港如何發揮獨特文化彈性？

然而，上海在19日遺憾發生的一宗攻擊日本僑民的惡性突發事件，對復甦的火苗直接潑了一盆冷水。即便說行兇者有精神病史，據聞也有中國人受傷，可由於上海向來被視為中國內地最具國際化視野、對日態度最為理性務實的城市，大量日企與僑民在此深耕多年，該偶發事件在國際輿論及日本民間依然引起了強烈震動，許多長期致力於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紛紛表示震驚與痛心。這場風波的危機在於，它在心理和輿論層面重創了剛剛建立的信任基礎，導致內地對日交流的整體進程在短期內面臨阻力與心理阻隔，如何保持恢復交往的勢頭，團結友好力量反對新型軍國主義，成為當前外交工作亟待化解的難題。

當內地因突發事件而在對日交往上面臨短暫輿論壓力和進程受阻時，這恰恰為香港提供了一個服務國家外交大局、展現自身獨特價值的關鍵窗口。香港本來就應該敏銳地跟進G2緩和的趨勢，發揮自己的優勢。具體來說，香港長期穩居全球最安全城市前列，治安極好，法治意識強，同時高度國際化，民間普遍對日友善、理性，能夠為中日政商產學研代表提供一個安心交流的環境。筆者近日也經常聽到本地大學教授主張維持與日本學校的交往，支持「越是在中日大環境緊張、內地交流受阻的時刻，香港更應發揮其獨特的學術與文化彈性」。無可諱言，在「習特會」前香港的政界與學界在涉日活動上有較多顧慮，所以需要一些自上而下的積極信號才能讓這些學者發揮所長。

香港應為大國外交投石問路

香港應當積極主動地考慮自身定位，在堅持維護國家安全的大前提下，積極對接中美會面後釋放的緩和信號。具體而言，香港可以利用自身優勢扮演「緩衝地帶」與「推進器」，率循序漸進地邀請包括但不限於日本的代表團訪港，先在港支持中日青年交流及留學活動，避免日本演唱會及展覽被取消，然後開始邀請更多不極端的日本學者參與智庫論壇，高調邀請原丈人George Hara等本來就心繫香港前途的日本代表參與其中。最後有序重新接觸日本的政治代表。

這樣不單能為兩國全面復甦投石問路、排憂解難，也能向日本及國際社會展示「一國兩制」的優勢，證明香港依舊是自由、開放、安全且充滿理性的國際大都市，正確區分友好與極端的日本人。同時，香港必然關注甚至要比以往更為關注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香港不能因自己沒有外交權而被動，因為大國外交既需要高層的戰略定力，也需要地方與民間的靈活彈性，基本法賦予香港參與對外事務的空間，實際上大有可為。上海的意外固然令人遺憾，但中日走向理性合作的大趨勢已呈現。香港絕對不應缺席這場外交復甦的進程，亟需以實際行動為中日關係的回暖採取實際行動。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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