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Kenson Yeoh、李冠儒

第48屆東盟峰會已於5月8至9日在菲律賓召開。相比往年，此次峰會氛圍緊張，因為霍爾木茲海峽危機持續衝擊國際能源市場。東盟經濟部長在聯合聲明中警告，中東戰爭與關鍵航道受阻正威脅全球能源安全，推高油價、液化天然氣價格、運費、保險費和物流成本，並可能顯著拖慢區域增長。更直接的壓力已經傳導到食品系統，化肥價格上漲、供應鏈不穩，生活成本上升，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業首當其衝。在這場外部能源衝擊下，東盟領導人一方面呼籲加快批准《東盟石油安全協議》，另一方面則通過《東盟領導人海事合作宣言》，提出在菲律賓設立東盟海事中心。一個是能源安全機制，一個是海事合作平台，放在同一場峰會，回應的終究是同一個焦慮——東盟各國普遍高度依賴海上通道。表面上東盟是「盟」，實際上卻缺乏足夠強的區域協調能力。

菲律賓的算盤：
用個別議題換取國際話語權

其中，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指出當前南海狀態越來越「不可讀」。儘管聯合聲明表示東盟海事中心並不是為了對抗任何一個國家，而是為了維護航行自由與和平通行，但這話值得玩味，南海爭端已悄然地放進了更大的海上通道國家安全敘事中，也與菲律賓與中國的矛盾息息相關，本文將說明為何本次東盟峰會如此關注海洋議題。

菲律賓作為東盟輪值主席國，推動東盟海事中心的成立可改變自己在南海爭議中的位置。菲律賓的南海策略越來越清楚，那就是把海上的事件公開化、影像化、國際化，並藉此換取與中方博弈的籌碼乃至國際上的話語權。仁愛礁補給、黃岩島水炮、浮動屏障、漁民安全、海警對峙等林林總總的話題，原本可能只停留於中菲之間的互相指責及博弈，卻被菲律賓方面試圖轉化為國際法、航行自由、小國權益和海上秩序問題。如今，東盟海事中心給了菲律賓一個新的制度抓手。它不需要讓東盟變成軍事同盟或公開站隊，只要能夠把南海事件納入「海事合作」、「航行安全」、「信息共享」、「危機通報」、「海上執法規範」的框架，菲律賓就已經獲得了更大的外交空間。

撕裂東盟：
暴露聯盟危機

霍爾木茲危機的「危」，也被菲律賓轉換為「機」。菲律賓4月已宣布能源緊急狀態，而能源危機給了它一個更寬、更具體的理由去升級南海安全問題。現在菲律賓方面不斷表示海上通道安全不是抽象的地緣政治，而是油價、物流、食品、通脹和民生問題。而南海若被包裝成「下一個霍爾木茲」，菲律賓推動東盟海事中心就不只是在談主權，也是在談東盟經濟安全。

當然，菲律賓的如意算盤背後有巨大的風險，因為東盟不是菲律賓南海政策的放大器。越南、馬來西亞、印尼、汶萊等東盟國家都有其海上關切，所以未必願意讓東盟議程被中菲的雙邊衝突牽着走。菲律賓固然可藉主席國身份推進議題，卻不能假定所有成員國都會接受「菲律賓問題等於東盟問題」，而有關分歧會撕裂東盟，而實際上東盟在南海等涉華的關鍵話題上從來也不太團結。

《南海行為準則》：
建立規則要約束誰？

東盟海事中心最敏感的影響，在於它有可能會改變《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環境。自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至今，儘管雙邊談判多次並宣稱取得進展，但關鍵分歧始終存在。隨着菲律賓擔任今年東盟輪值主席國，南海議題如何被設置、推進和協調，也因此受到外界格外關注。菲律賓外長拉扎羅今年1月接受採訪時表示，菲律賓將堅持《南海行為準則》明確參考《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並希望它具有法律約束力。這個表態說明，菲律賓想要的準則並不是一般政治宣言，而是一套能夠回應水炮、撞船、封鎖、危險接近、浮動屏障等灰色地帶行為的規則。

中國的思路不同。外長王毅今年（2026年）3月談南海問題時說，準則磋商已經進入關鍵階段，中國有信心同各方排除干擾、彌合分歧、擴大共識，把它打造成管控分歧、增進互信、促進合作的「黃金準則」。但他也特別提醒，菲律賓作為東盟主席國應「抵制私利牽引」。這句話反映出中國的顧慮：如果準則被菲律賓過度法律化、仲裁案化、區域化，就可能從穩定機制變成對中國行動空間的約束工具。

難產根源：
對「穩定」理解不一致

《南海行為準則》難產的根源就在這裏。菲律賓希望規則能限制強制行為；中國希望規則能管控分歧，卻不改變主權敘事和海上存在；東盟其他國家則希望準則有用，但又不願被推到中美競爭前線。各方都講和平穩定，但對「穩定」的理解並不一致。而《東盟石油安全協議》的討論也給行為準則提供了一個對照。它的目標說要增強成員國個別或集體的石油安全，減少緊急狀態衝擊。協議中強調的「關鍵短缺」是指成員國連續至少30天出現不少於正常國內需求10%的供應缺口，「協調緊急響應措施」則要求其他成員國在自願和商業基礎上提供相當於受困國正常國內需求10%的石油支援。

這樣的機制看似非常美好，有助於東盟團結起來，然而問題在於像這種相對技術性的能源安全機制，也面臨「誰先獲得支援、如何支付、如何交換、機制如何操作」等不能迴避的問題。圍繞油氣共享都有諸多分歧，東盟各國都不希望吃虧，遑論涉及主權、海警、海上民兵、軍事活動和域外力量的《南海行為準則》，所以東盟終究難團結。

東盟兩難：
想證明能力又懼怕風險外溢

東盟海事中心的關鍵意義，在於把南海問題從中菲對抗和大國競爭中抽離出來，轉入東盟更容易操作的治理框架。菲律賓強調國際法、航行自由和小國權益；中國強調主權爭議、雙邊管控和中國—東盟合作；其他東盟國家則更傾向於談海事合作、危機通報、聯合搜救、非法捕魚、海洋環境、能源韌性和海事態勢感知。只有這樣，東盟才可能在成員國立場分歧下維持最低共識。

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也強化了這種緊迫感，海上通道風險提醒東盟它最終必然會轉化為民生成本。因此，東盟峰會一邊推動加快批准《東盟石油安全協議》，一邊提出東盟海事中心，前者處理能源短缺時的區域互助，後者強化海上風險中的協調能力。東盟現在不夠團結，所以未來必然要建立東盟的危機應對機制，而不能只依賴成員國各自處理。

南海較量升級：
競爭正逐步深化

如果東盟海事中心能與《南海行為準則》談判形成互補，它至少可以先推動一些低政治性的合作，例如海上事件通報、海警熱線、聯合搜救、生態監測、非法捕魚資料共享和危機降溫程序。這些安排解決不了主權爭議，卻能降低誤判成本，也能為長期難產的《南海行為準則》提供外圍支撐。但它的局限同樣明顯。東盟成員國利益差異大，也沒有中央權威確保協議落實。東盟海事中心如果授權太弱，就會成為象徵工程；若過度服務聲索國議程，會引發非聲索國疑慮；若與外部夥伴綁定太深，又會被中國視為域外力量進入南海的制度入口。

因此，所謂「南海較量升級」，除了是海上對峙的升溫，也意味着南海競爭正在從現場摩擦延伸到機制設計、規則解釋和風險治理。東盟海事中心的成立，正是這種變化的縮影：它表面上是海事合作平台，實際上反映出各方都在爭奪南海問題未來被如何處理、由誰處理、在什麼框架下處理。

作者Kenson Yeoh是「思哲研究所」特約研究員、馬來西亞人、雲南民族大學外國語與南亞東南亞學院馬來語專業講師；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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