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專欄｜奇妙的揭發者

回歸以來，香港的公共醫療開支猶如坐上了沒有煞車的列車，從當年的數百億，一路攀升至今日每年超過2,000億港元。理論上，更多的資源投入理應換來更優質、更可及的醫療服務，但現實卻是：急症室輪候時間屢創新高，專科門診排期動輒以年計，病房走廊逼滿病人，前線醫護疲於奔命而士氣持續低迷。這種「投入增加、產出衰減」的悖論，折射出的已非單純資源不足，而是一系列根深柢固的觀念偏差與制度僵化。本文嘗試從人手配置的行政異化、醫院佈局的工程思維、藥物採購的價格扭曲，以及流程管理的專業淪喪四個維度，剖析當下醫療體系的核心癥結，並提出具建設性的改革方向。

當醫護變成文書專員

首先要追問的是，巨額醫療開支到底去了哪裏？醫管局過去20多年的財政增長，其中一個非常可觀的部分，並非直接轉化為前線醫護人手或病人服務，而是被日益膨脹的行政管理架構所吸收。從聯網總部到各醫院行政部門，文職及管理職系編制持續擴張，各類合規、審計、數據填報、風險管理、申訴處理的流程層層疊加，形成了一個自我運轉的行政迷宮。

與此同時，護理專業的大學化雖然提升了行業的學術地位，卻也在客觀上改變了護士的角色認知與時間分配。當護士培訓愈來愈強調理論研究、學分積累和「全人關懷」的文件紀錄，前線護理實務的時間反而被大幅擠壓。一位資深護士曾感嘆：「以前我們是陪病人、觀察病情，現在是對着電腦打報告、填評估表。」這並非否定護理專業化，而是反映出一種偏離：整個醫護團隊花在行政程序身上的時間，漸漸超過了直接醫治病人的時間。每逢聯合醫院或威爾斯親王醫院爆滿的新聞背後，那些堆積如山的護理文書、多頭馬車的管理要求，正悄悄地侵蝕着本已緊絀的臨床人力。

改革的第一刀，必須揮向過度的行政膨脹。政府與醫管局應全面檢視行政流程，大刀闊斧地削減非必要的文書要求，並重新界定「專業問責」的邊界：究竟是讓醫護向病人負責，還是向審計報表負責？與此同時，可考慮設立更多臨床助理、病房文員等輔助職系，把護士從非護理性質的文書工作中解放出來，讓專業的歸專業，讓行政的歸行政，並且大幅緊縮行政部門的編制增幅。

當工程利益凌駕醫療需要

近年香港的醫療基建，明顯走向了一種「崇大」的路徑依賴。最新的兒童醫院選址啟德，設備先進、建築宏偉，但其地理位置卻遠離新界西、北區等人口增長迅速的家庭聚居地。這就帶出一個根本問題：為什麼是在啟德集中建設一所旗艦式兒童醫院，而不是在18區各設具備兒科急症及專科服務的區域兒童醫療中心？對住在元朗或上水的家長而言，要帶發高燒的孩子跨區奔波，本身就是一場噩夢。同樣的邏輯也體現在將軍澳中醫院：新界西北居民想看中醫住院服務，是否真的要長途跋涉穿過整個九龍？

這種偏好大型單一院區的規劃思維，本質上是一種「工程大於醫療」、以行政管理方便的觀念偏差。興建一所造價百億的巨型醫院，遠比在各區翻新、擴建、設立分散而實用的社區醫療設施更具「可視性」和「政治光環」。然而，大型醫院帶來的是更長的院內運送時間、更複雜的內部協調成本，以及更僵化的資源調配彈性。我們必須認真參考台灣的經驗：當地醫療體系之所以高效且可及，正是建基於星羅棋布的地區醫院與中型專科醫院，大型醫學中心主要承擔最複雜的第三線轉診任務。香港需要的，恰恰是扭轉這種「大而無當」的趨勢，改為走中小型醫院的精準路線，並讓大型醫院進行明確的內部分工，專門處理創傷、器官移植、罕見癌症等真正需要高度集約資源的範疇。換言之，醫療設施的佈局，應是「將醫院帶給病人」，而非「讓病人千里迢迢來就醫院」。

基層醫療為何不從現有基礎出發？

政府在推動基層醫療方面展現出積極姿態，成立了基層醫療署，推出各類公私營協作計劃、慢性病篩查補貼、醫療券等，可謂五花八門。但一個值得深思的行政邏輯問題是：衛生署旗下本來就擁有一個遍布全港的診所網絡，包括胸肺科診所、皮膚科診所、綜合治療中心等，這些設施早已深入社區，具有成熟的服務基礎。那麼，為什麼不直接由衛生署的現有診所作為骨幹，加以擴充、轉型為地區基層醫療中心，反而另起爐灶，設立一個全新的基層署級架構？這種「棄舊立新」的做法，不但造成行政資源重複，更令前線服務碎片化，基層醫療署的地點，竟然是一些離基層並不接近的辦公大樓。

改革的方向應當是整合而非分散。建議將衛生署相關診所全面升級為「地區康健中心」，配備家庭醫學專科醫生、社康護士、藥劑師和專職醫療人員，並整合目前零散的慢性病計劃、疫苗接種、健康篩查等服務。與此同時，精簡現有過度細碎的補貼計劃，化繁為簡，將資源統一撥入市民的「基層醫療戶口」，容許他們在地區健康中心或經認證的私營基層醫生處使用。這樣既能強化衛生署的原有角色，又能避免行政架構不斷增生，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服務為先」，而非「計劃為本、架構先行」。

藥物招標制度下的畸形生態

香港的藥物價格長年為人詬病，尤其是自費藥物的開支，往往比鄰近的台灣、新加坡，甚至部分歐美國家貴上五至十倍。這背後並不是單純的「自由市場」使然，而是一個被制度扭曲了的採購生態。目前公立醫院藥物的採購主要依賴招標制度，理論上透過競爭壓低價格，但實際上，由於規格設定、供應鏈門檻、專利捆綁和代理商操控等多重因素，招標過程反而創造出一個缺乏真正議價對等的價格空間，令中標價格長期偏高，病人與公帑雙雙淪為受害者。

這個問題的癥結在於採購模式的落後。單一以價低者得、欠缺長期策略合作關係的招標，難以撼動藥廠的壟斷定價權。反觀台灣健保，透過中央健康保險署的單一購買方力量，進行科學的藥價協議與周期性檢討，顯著控制了藥價。香港需要一場徹底的藥物採購改革，而這並非醫管局或衛生署能夠獨力完成，必須由財政司及財經事務當局介入，運用整個政府的採購政策力量，採取「集團式採購」模式，甚至聯合大灣區其他城市形成更大採購量體，來增強議價能力。與此同時，應檢討藥物專利制度與引入競爭機制的空間，打破少數代理商對市場的實質控制，將省下的公帑還富於民，減輕病人負擔。

「停車場病床」反映流程僵化與專業淪喪

走進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急症室，那個景象令人難忘：停車場般巨大的空間裏，一張張流動病床並排而列，上面躺着不少其實只是等候檢查結果、身體狀況相對穩定的長者。這種「人與床共泊」的荒誕場面，赤裸裸地揭示了當前醫療流程的低效與荒謬。病人進入急症室後的分流、檢查、等候上病房的整個配套，充滿了不必要的中轉與等候環節，彷彿整個系統是為完成程序而運轉，而非為解決病人的實際問題。

這正是「行政程序蓋過專業」的又一明證。當醫院被各種績效指標（如病床佔用率、急症室首次診症時間的某個數字目標）所綑綁，便會衍生出諸多扭曲行為：病床被長時間佔用，往往不是因為醫療需要，而是因為出院流程、家屬溝通、社康配套等非醫療環節卡死。所謂「R&B」（規條與官僚，Rules & Bureaucracy）式的管理文化，令醫護的精力內耗於無止境的內部協調，而非直接投入於病人護理。改革的核心，在於全面流程再造：從急症室設立更強而有力的快速診斷及觀察單位，到簡化入院及出院行政步驟，再到大力發展社區醫療支援，讓病人能在最合適的層級得到照顧，而非全部堆疊在急症醫院。台灣的醫療體系中，地區醫院與診所承擔了大量初級照護，減輕了醫學中心的壓力，這種分級醫療、轉診流暢的系統設計，正是香港最需要學習的對象。

為何香港私醫貴得離譜？

最後必須直視私營醫療市場的結構性問題。台灣的醫療費用合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私營體系與健保制度達成良性競爭與補充，私家診所及地區醫院提供高性價比的服務，維持着整個市場的價格秩序。反觀香港，私營醫療費高昂得驚人，部分原因在於市場高度集中，少數私家醫院集團主導市場，加上保險制度推波助瀾，形成一個「成本可以任意轉嫁」的閉環，欠缺真正促進競爭的動力。

更根本的是，香港的醫療規劃長期忽略公私營協調，放任私營市場走向高利潤的豪華醫療，而非面向大眾的可負擔醫療。要打破這種畸形格局，除了引入更多競爭者，政府應透過土地政策、稅務誘因，鼓勵建設定位中產及普羅大眾的中型私營醫院，並推動保險業監管改革，讓私營市場成為公共體系真正的緩衝與夥伴，而非只服務金字塔頂端。

回歸醫療以人為本的改革方向

總括而言，香港醫療體系今日所面對的，並不是一個單純「資源不足」的平面問題，而是由行政體制自肥、基建規劃偏差、採購制度僵化、流程官僚化以及公私營市場失衡等問題相互交織而成的立體困局。要破局，就必須有觸及觀念深處的勇氣。改革應循以下幾個方向發力：第一，精簡行政架構與程序，把人手和時間還給病人；第二，轉向中小型、區域分散的醫療設施網絡，讓醫療服務真正走進社區；第三，整合現有衛生署基層網絡，精簡五花八門的補貼計劃，減少行政成本；第四，徹底改革藥物採購機制，動用整體政府力量抑制藥價；第五，重塑醫療流程，打破績效指標迷思，以專業判斷引領運作；最後，建構一個具層次、有分工、公私互補的醫療生態。

香港每年已為醫療投入了2,000多億的巨額公帑，市民值得得到一個更聰明、更貼心，而非只是更龐大、更昂貴的醫療體系。此刻，正是時候放下對巨型工程與行政程序的迷信，回歸到醫護人員與病人之間最本質的信任與照護關係上。這才是醫療改革真正的起點。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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