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觀全局|愛情裏的原生家庭創傷——誰該為城市的結構性困局買單?

撰文:林素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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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觀全局|林素蔚專欄

最近幾年,香港的結婚率與生育率屢創新低,甚至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區之一。每當探討這個現象時,社會上總有很多聲音,輕易地將矛頭指向年輕人,責怪他們「躺平」、自我中心、只顧貪圖安逸而不肯承擔成家立室的責任。

「原生家庭」阻礙年輕人邁入婚姻

但在我的日常接觸中,當我真正坐下來聆聽年輕一代的心聲時,我發現阻礙他們步入婚姻與愛情的,往往不是自私,而是深深的恐懼。在這些對話中,我最常聽到他們提起一個詞彙:「原生家庭」。

他們苦笑着說:「我不敢戀愛,因為我父母的婚姻是一場災難。我怕我會重蹈覆轍。」他們無奈地說:「我在關係裏總是充滿不安全感,越是在乎一個人,就越想推開他,因為我從小就沒有被好好陪伴過,我根本不知道甚麼是『健康的愛』。」

有些條件優秀的男女,寧願維持着模糊不清的交友狀態,也不願給出一句承諾。在「不婚不生保平安」的自嘲背後,藏着的是一整代人對親密關係的集體焦慮。

不是不願愛,而是不敢愛

從家庭治療與心理學的角度看,這是一個非常典型且令人心痛的現象。一個人在愛情裏的模樣,往往是原生家庭互動模式的翻版。心理學中的「依附理論」早已指出,我們早年與父母的互動經驗,會形成我們內心的「內在運作模式」。

如果在童年時期,父母的情緒是不可預測的、經常爆發衝突的,或者對孩子的情感需求總是冷漠以待,孩子長大後在愛情中就容易形成焦慮型或逃避型的依附風格。他們極度渴望愛,卻又極度害怕受傷;他們在親密關係中患得患失,最終往往以破壞關係來驗證自己「不值得被愛」的深層恐懼。

我曾接觸過一位事業發展不俗的年輕女孩,她外表自信獨立,但每次戀愛都不超過半年。在輔導室裏深入面談後才發現,她小時候父母為了供樓日夜顛倒,甚至經常因為經濟壓力與家務瑣事大打出手。她流着淚告訴我:「我寧願一輩子孤獨,也不想成為我媽那樣充滿怨氣的女人,更不想把這種痛帶給下一代。」這並非單一的個案,而是我們這座城市裏,許多年輕人共同的時代縮影。

誰偷走了父母的情緒容量?

如果只停留在這個微觀層面,我們或許會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這都是父母的責任。

但當我聽到越來越多人在愛情裏掙扎、將痛楚歸咎於原生家庭時,我的視角無法只停留在個人的心理陰影上。當一個問題成為了跨越階層的普遍現象時,它就不再只是個人的私事。我看到的,是隱藏在無數個高壓家庭背後,那個長期面對挑戰的社會與政策結構問題。

我們總是輕易地批評那些在家庭裏情緒失控、無法給予孩子優質陪伴與安全感的父母。但我們有沒有宏觀地退一步看:是甚麼樣的社會環境,局限了這些父母的發揮?我們有沒有問過,這座城市給了父母多少空間去好好相愛、好好育兒?

最直接的壓迫,來自極端的「空間貧窮」。當一對夫妻每天被迫在狹小、甚至只有百來呎的劏房、板間房或納米樓裏生活,轉身都會碰到彼此,連一口喘息的物理空間都沒有時,他們如何能在極度的空間壓迫下,維持一段平和的婚姻關係?

在家庭治療中,我們常說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心理安全空間」。但在香港,許多基層家庭連實體的安全空間都沒有。夫妻吵架了,連一扇可以關上門靜一靜的房門都不存在。那些在狹小空間裏日復一日為了柴米油鹽、為了雜物擺放而引發的摩擦、埋怨與冷戰,全部毫無保留地展現在孩子眼前。這些充滿張力與壓抑感的日常,最終都成了孩子對「親密關係」的最初認知。他們學到的不是溝通與包容,而是攻擊與防禦。

時間與空間的雙重貧窮

除了空間,另一個扼殺家庭情緒容量的元兇,是嚴重的「時間貧窮」。香港是一個節奏急促、競爭激烈的經濟體,根據多項統計,香港打工仔的每周平均工時屢屢名列全球前茅。為了維持生計與應付高昂的生活成本,雙職父母往往面臨巨大的工作壓力,每天早出晚歸是常態。在缺乏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職場環境下,他們還要忍受冗長且擁擠的通勤折磨。

心理學中提出過「情緒容器」的概念,指出父母必須有足夠的心理容量,去接住並消化孩子的焦慮與情緒。但在香港這種高壓的勞動環境下,當父母帶着極度疲憊的身體與被職場耗盡的心力回到家時,他們自己的「情緒容器」早就已經超載。他們哪裏還有剩餘的情緒容量,去細膩地接住孩子的需求?

於是,許多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經歷的,是一種「隱性疏離」與情感忽視。父母明明在身邊,心卻因為過度勞累而遙不可及。這種長期因為工作與生活嚴重失衡而導致的情感匱乏,正是許多年輕人長大後,在愛情中極度渴望依附卻又無法建立深刻連結的根源。

用「家庭友善」重建愛的能力

說到底,許多年輕人在愛情裏承受的「原生家庭創傷」,其實就是社會結構局限的縮影。這是這座城市長期以來面對居住空間擠迫、工作與生活難以平衡、以及家庭支援政策尚未普及所結下的苦果。這些日積月累的生活重擔,透過父母疲憊的軀體和緊繃的情緒,最終傳導到了下一代的成長軌跡中。

當政府在應對少子化與不婚潮時,推出了兩萬元「新生嬰兒獎勵金」、提高免稅額及居屋優先揀樓等措施,這些固然是踏出了積極的一步。但我們必須明白一個更核心的問題:愛與經營家庭的能力,是需要現實條件支撐的。

把幾萬元交到一對年輕夫妻手上,並不能解決他們每天晚上要加班到八九點的困境;不能解決他們買不起樓、只能與原生家庭蝸居而產生的摩擦;更不能消除他們內心對於「我是否有能力給予下一代幸福」的深層焦慮。愛情,看似是兩個人之間最私密的事,但它其實也是社會現狀最誠實的一面鏡子。

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我們不能把社會結構帶來的壓力,全部推卸給個人的心理去承擔。社會政策必須積極介入,從宏觀層面為家庭建立更穩健的支援網。我們需要的不僅是經濟上的單次補貼,更需要推動一套全面且長效的「家庭友善政策」。

在就業層面,我們不能再只靠「鼓勵」,而是應探討將「家庭友善僱傭措施」逐步法制化,推動彈性工時與居家辦公。別讓雙職父母在「賺錢養家」與「親自接送孩子」之間痛苦撕裂。

此外,社區支援必須跟上,大幅擴充「社區保姆」及課餘託管的資源與服務時間,讓社區網絡成為家庭喘息的後盾。至於房屋與規劃政策,我們不僅要加快告別劣質劏房,更應切實提升人均居住面積的底線。請記住,多出來的那幾十呎,往往就是夫妻化解摩擦的緩衝區,也是孩子安心成長的安全網。

要解開年輕人不敢愛的死結,單靠個人的心理修行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用務實的政策去為基層與中產家庭減壓,逐步將時間和空間還給生活,讓每一對父母都能在奔波勞碌之餘,保有陪伴家人的心力。只有當社會政策能切實地支撐起每一個家庭,家庭才有足夠的能力去孕育健康的下一代;而這些在安定與愛中長大的孩子,最終才有底氣在未來的日子裏,不再恐懼,勇敢地建立屬於自己的親密關係。

當一個社會的制度,願意溫柔且有尊嚴地對待每一個家庭,給予他們喘息的時間與空間;我們的年輕人才會真正相信——原來在這座城市裏相愛與繁衍,不只是一場生存考驗,而是一件充滿希望的事。

作者林素蔚是註冊社工,家庭治療碩士,第七屆立法會議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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