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教授專欄

每年中學文憑試放榜，社會各界的焦點總是集中在狀元花落誰家，或者各中學的大學入學率。然而，在鎂光燈背後，部份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畢業青年卻面臨一個隱形斷崖。中學時期的特殊教育津貼、校內輔導以及體制的支持，在畢業放榜的那一刻戛然而止。這群青年往往因為無法適應傳統學術單軌的選拔，在離開中學校園後，隨即要獨自面對轉變巨大的社會環境，在尋找升學與就業出路時，往往需要經歷比主流學生更多的摸索與適應掙扎。

目前本港雖然有職業訓練局轄下的展亮技能發展中心，為殘疾及有特殊需要的青年提供職業相關訓練；而在高等教育層面，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亦在2020年開設了賽馬會特教青年學苑，作為全港第一間附設於大學校園的特殊高等教育學苑，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高中畢業生提供在大學校園學習的機會。這些珍貴的嘗試，確實為特殊青年打開了以往較少機會接觸的大學校園大門。

然而，面對未來區域發展與多元成才的長遠藍圖，現有的社區支援配套依然供不應求。若是我們只把特殊教育需要青年視為社會福利的受助者，便低估了他們身上未被開發的潛能。在制定未來五年規劃時，政府必須推動一場人才觀念的深刻轉變，將特殊青年的獨特天賦與未來的產業機遇精準對接，把社會眼中的邊緣群體，轉化為未來城市發展的新生力量。

借鑑內地的高校經驗與重新定義特質優勢

過往我參與內地不同的特殊教育相關的交流活動時，曾觀察內地專門為特殊教育學生設立的高等院校。她們已經發展出非常成熟的單獨招生與專業培養體制。內地的高等特殊教育經驗告訴我們，當大專與大學的大門向特殊學生打開之後，制度的下一步，必然是要順應新興產業的發展，將特殊學生的特質與市場的真實技術需求對接。

從發展心理學與國際創科趨勢來看，某些特殊教育特質在特定範疇其實擁有與別不同的表現。例如自閉症譜系青年普遍具備對視覺圖案的高度敏感度、對重覆性數據檢測的極高專注力，以及對邏輯編碼的固執與精準。

當前本港大力發展人工智能、網絡安全、大數據分析與智慧城市應用，這些新興產業在進行人工智能模型訓練時，需要海量的數據標註、漏洞檢測與去噪工作。這些工作極度耗費精神且要求零出錯率，往往是主流勞動力難以長期專注的盲區，卻恰恰與某些自閉症譜系或特定學習障礙青年的能力脗合。國際科技巨頭如微軟、SAP 等推行的 Neuroinclusion和 Neurodiversity Hiring Program，正正說明將特殊特質轉化為產業競爭力完全行得通。香港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將這些獨特天賦引導至合適崗位的制度化階梯。

大專融合教育的雙軌重塑

當然，許多 SEN 學生具備足夠的學術能力升讀高級文憑甚至學位課程。然而，大專院校的支援機制往往講求學生自主申報，雖然體制上提供了一定的合理調適，但在關顧的細緻度與日常陪伴上，始終無法如中學體制那般貼身和無微不至。現時大專的融合教育往往主要是提供考試延時或硬件輔助，特殊學生散落於各個學系，缺乏歸屬感，亦難以獲得針對性的職前過渡支援。

要打破這個困局，本港大專院校可以大膽嘗試將融合教育與專上院校的特色體制有機結合。對於具備書院或舍堂制度的大學而言，校方可考慮將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入學時集中安排在同一所書院內住宿與生活。在書院的共同體內，校方可以為他們量身訂造通識科目與非學科的成長內容。這包括社交技巧訓練、情緒管理、自我倡導能力，以及最核心的如何適應未來職場等軟技能課程。在書院這個具備高度包容性與專業支援的環境中，特殊學生能獲得充足的同儕支持與專業輔導，逐步建立面對主流社會的自信。而在主修科目的修讀上，則採取雙軌並行模式，與其他主流學生一同坐在大課堂裡上課，確保他們接受主流的高質素專業教育。

然而，本港自資的大專院校，現實上缺乏傳統的書院或舍堂制度，那又該如何落實？其實，沒有實體宿舍，不代表不能在制度上創造一個日間過渡共同體。一般大專院校完全可以借鑑現有的學生發展空間，在校園內設立專屬的日間跨學科基地，將散落於不同學系的特殊學生在空堂時間凝聚在一起。同時，院校應將社交技巧與職場適應等軟技能，直接制度化為必修的職場過渡微學分。在師資配備上，可推動同儕師友計劃，邀請修讀社會工作或教育等學科的高年級主流學生擔任學長，協助特殊學生處理日常最常見的分組研習社交難題。最後，院校應利用實習配套，直接與相關大企業簽署備忘錄，由院校在日間訓練中心提供密集式職前培訓，並在實習期間由校方與企業導師進行每周對接。如此一來，即使在缺乏宿位的大專校園內，特殊青年依然能獲得一條進退有據、因才施教的就業階梯。

釐清適應現實與任由墜落的制度迷思

此時，社會上可能有人會提出質疑，就是有特教需要的學生日後終歸要融入真實社會，而現實職場是不可能有這些特殊支援的。在大專階段減少貼身支援、讓他們提早面對殘酷的現實，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

面對這種意見，作為教育工作者與政策倡議者，必須釐清一個核心觀念。我們建議在大專階段深化融合教育，絕對不是主張要把大學變成一個無菌的溫室，更不是要一輩子為他們提供全天候的庇護。我們同樣同意，學生最終必須走向社會、學會獨立。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從中學極度貼身的照顧，到大專完全講求自主，再到主流職場的無情篩選，這中間的跨度實在太大。現行的制度正正缺乏了一個循序漸進的過渡空間。這就正如我們教人游泳，不能直接把一個剛學會浮水的人推入大海任由其掙扎，美其名曰讓他提早適應風浪。我們需要的是漸進的階梯，而大專院校引入日間過渡社群或書院制，正是要扮演這條由校園過渡到社會的穩固橋樑。

再者，從務實的社會成本來算，任由有特教需要的學生在大專階段因為缺乏過渡支援而適應不良，最終被迫放棄學業或陷入隱蔽狀態，這才是對社會資源最大的浪費。這些學生明明有能力讀到高級文憑或學位，說明他們的智能與技術潛力完全符合要求。如果我們此時沒有合適的支援，導致他們無法順利完成學業，最終他們可能只能與主流職場擦身而過，難以全面發揮所長，這不僅會增加家庭長遠的照顧壓力，更是社會人才庫的實質損失。

相反，如果在大專階段，透過適必的融合支援建立他們非學科的職場適應能力，幫他們裝備好心理韌性，他們畢業後就能憑專業技能自立，由可能的潛在福利開支的受助者變成專業的生產力。這筆教育投資，長遠而言是在幫整個社會的發展。更何況，說社會日後不會提供支援這句話，其實已經落後於國際產業的最新發展。現代倡導多元、平等與包容的跨國大企業與創科巨頭，早已意識到特殊人才的獨特價值。他們在招聘特殊特質的員工時，會主動提供合理的調適。社會和職場正在進步，我們的大專教育如果反而固步自封，以社會很殘酷為藉口而拒絕在關鍵的過渡期提供精準支援，這不僅是制度的懶惰，更是在觀念上落後於時代。

與大型企業共建職涯緩衝空間

特殊青年在完成大專、準備離開學校時，往往因為主流招聘市場和就業博覽會那種傳統的篩選機制，往往成了他們展示專業技術的無形壁壘，令他們即使身懷一技之長，亦難以在常規面試中脫穎而出。要打破這種心理與體制的隔離，我們不能單靠傳統的社福機構服務，而是必須將跨界別協作的戰略眼光，直接投向相關的企業。

政府在未來的青年政策中，應繼續扮演聯繫的角色，促成大型企業與職業培訓機構、大專院校的深度合作。

首先是大企業內部的職場影子體驗與實習機制。我們應該鼓勵擁有龐大數據、網絡安全、後勤核數或創意設計部門的大型企業，在企業內部撥出特定的辦公空間，作為特殊青年的職場緩衝地帶。這些青年不需要在第一天就面對複雜的辦公室政治或頻繁的客戶應酬，他們可以由企業內部指定的技術導師帶領，在一個包容、安靜且高度專注的友善環境中，直接參與真實項目的技術實踐。這種由商界直接提供的職場緩衝，能讓他們在最真實的產業環境中，逐步適應工作紀律。

其次是將企業社會責任轉化為可持續的人才培育投資。大型企業與大企業合作，可以將升級為雙贏的人才投資。大企業可以與大專院校共建聯合實驗室或專項培訓基地，直接為特殊青年提供符合市場最新需求的設備與技術藍圖。當這群青年在培訓中心磨練出實質能力後，便能順理成章地留任，或對接到新興產業的其他崗位，真正搭好一條通往主流社會的職涯階梯。 對照顧者的雙重增能與制度化保障

對照顧者的雙重增能與制度化保障

每一個特殊教育需要青年的背後，都有一個心力交瘁的家庭。照顧者最深沉的恐懼，從來不是當下的辛苦，而是當自己日漸老去、甚至離世之後。教養壓力與未來產業資訊的落差，往往令整個家庭陷入集體焦慮。

因此，要幫助特殊教育需要，政策不能只面向青年人，也必須進一步深化對照顧者的支援。大專院校與非政府機構應更有系統地為照顧者提供情緒支援與未來產業資訊，打破家長傳統上認為子女畢業後只能投身從事基層勞動的悲觀觀念。

其實政府在未來五年規劃中，應為成功投身新興產業的特殊青年提供持續的職場跟進輔導，包括工作環境的無障礙調適與人際溝通協助。當照顧者看見子女能夠憑藉自身的專業技術在社會立足、獲得合理的薪酬與職業尊嚴時，家庭的焦慮自然能從根本上得到解開。這種由學校、企業、家庭與社區共同編織的支援網絡，才是最穩固的社會安全網。

特殊青年需要多元成才路徑

香港長期習慣把兒童起跑線與青年的出路，窄化為傳統學術模式下的分數競爭。然而，對不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青年來說，真正決定他們能否開拓前路的，往往不是文憑試拿了多少分，而是體制有沒有看見他們的獨特天賦、有沒有為他們補回成長與過渡所需的空間、關係與制度支援。

特殊青年需要夢想，更需要一條看得見、走得通的多元成才路徑。當特區政府能夠在五年規劃中展現魄力，跳出傳統社福的思維，促成大專院校落實融合教育創新，並聯動大型企業建立職涯緩衝空間，將學生的能力與具體的出路接軌時，香港的下一代才能在區域發展的大潮下找準定位。

告別體制的固執，真正要告別的，是那種默許特殊孩子在畢業後墜落斷崖的制度慣性。當未來的政策願意打破空間與認知的雙重隔離，落實多元路徑的專業平等，讓每一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青年無論選擇哪條路，都能清晰看見前方、自信前行。到那個時候，香港才能真正走出人才錯配的困局，活化全港的人才庫，讓各行各業百業興旺，這座城市也才能重拾源源不絕的未來與希望。

作者馮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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