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一部製作成本僅1,400萬元人民幣、由全素人擔綱演出、95%對白採用潮州方言的獨立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在中國寫下16億元人民幣票房神話後，竟在新加坡掀起一場不小爭議。表面看，風波似乎只圍繞一篇評論文章。實際上，背後牽動的卻是文化詮釋、政治概念運用、國族認同建構，以至整個華語世界話語權分布等多重層面。若要認真理解這場爭論，焦點便不應停留於情緒對撞，而應回到更根本的問題：為何一部來自中國、能跨越地域打動華人觀眾的文化作品，會這麼快被部分評論者放進「統戰」框架之中？這不單是對一部電影的評價，更反映出一種看待中國文化影響力的既定思路。

沈澤瑋於今年5月21日在《聯合早報》發表題為〈《給阿嬤的情書》的統戰啟示〉一文，並以「統戰工作最高境界」來形容相關電影。這判斷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對概念的運用並不準確。「統戰」本身具有相當明確的制度內涵，所指向的是具特定目標、明確對象、組織部署及政治導向的工作機制，並不是一個可以隨手套用在文化感染力之上的形容詞，更不應被用來概括所有足以喚起情感認同的文本。若一部電影只是觸動離散華人的歷史記憶、祖輩經驗與文化共鳴，便被直接推定為「統戰」，那麼這個概念原有的分析邊界便會被徹底沖淡，最終只剩下一種政治標籤的作用。當概念失去應有的精確性，評論本身自然也難以維持足夠的說服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類論證往往採取一種難以證偽的封閉結構。若作品充滿標語與明顯政治符號，可以被視為宣傳。若作品沒有口號，而是透過親情、歷史與地方語言打動觀眾，則又被指為更高層次的情感滲透。如此一來，中國文化作品無論以何種方式呈現，似乎都無法逃離政治化解讀。這種論證的問題，在於它不是根據證據辨識政治性，而是先預設政治目的存在，再將作品的一切效果回收為印證材料。當一個命題不論如何都能成立，它便不是嚴謹分析，而更接近立場先行的推定。

因此，必須區分「文化感召」與「政治動員」。文化作品的力量，首先來自審美經驗、情感投入與歷史想像，它所引發的是理解、共鳴與記憶連結。政治動員則要求更明確的目標、更具體的對象、更持續的組織與行動導向。兩者在某些情境下可以交疊，但絕不能因此被視為同一回事。若將一切文化感染力都理解為政治攻心，實際上是把人類自然的情感反應病理化，也會令文化作品失去作為文化作品被閱讀的可能。觀眾被打動，往往並非因為接受某種政治訊息，而是因為作品喚回家族記憶、語言熟悉感與共同歷史經驗。把這些反應一概壓縮為政治效果，既簡化了文化，也削弱了分析。

若將爭議放回新加坡本身的社會語境，便能理解為何這種說法會迅速出現。新加坡的國家建構長期以公民認同優先、族群平衡優先與社會穩定優先為基本原則。華人雖然是多數人口，但國家從未把自己定義為華人國家，而是透過教育、語言與公共敘事，持續塑造一種必須超越原鄉想像與族群本位的國族身份。這套安排有其合理性，也有其治理上的必要。不過，正因如此，當一部中國電影直接觸及南洋華人記憶、方言傳承與祖輩離散經驗時，它引起的便不只是文化共鳴，也可能觸動某些長期被管理和壓抑的身份感受。換言之，電影之所以引發爭議，不一定是因為它具備某種政治企圖，而可能是因為它碰到了某些既有身份論述的敏感位置。

若如部分新加坡評論者所說，當地華人的國民身份與忠誠秩序已十分清晰穩固，那麼一部電影即使喚起文化親近，也不應被誇大為政治風險。真正有信心的國族建構，理應容許人民對歷史根源保有感情，而不必把文化記憶視為身份動搖的前兆。只有當評論者對現有認同秩序仍帶有某種隱性不安時，才會把文化共鳴迅速轉譯為治理問題。這並不是說新加坡的國家建構缺乏成效，而是說其某些精英論述，對華人文化記憶重新浮現於公共空間，仍抱有相當程度的戒心。

國內輿論對這類說法的強烈反彈，也不宜被簡單視為情緒化反應。更準確地說，它反映了對文化評價標準長期失衡的不滿。長久以來，西方文化產品跨境流通，通常被視為普世價值、生活方式或娛樂工業的自然延伸，其影響力較少被直接政治化。但當中國文化作品成功觸動外部觀眾，卻常被額外附加意圖推定，彷彿中國只能輸出商品，不能輸出情感。只能參與市場，不能建立文化吸引。這種雙重標準，正是當前文化話語權結構不對稱的表現。國內輿論的不滿，核心並不只是為一部電影辯護，而是反對一種先驗的懷疑框架，即只要中國故事能夠動人，背後就必定另有政治安排。

將一部電影所引起的社會回響，直接納入「統戰」範疇，本身就很難成立。若要嚴格論證某種文化產品屬於政治動員工具，至少必須提出相當具體的證據，說明其與特定國家部門之間存在清晰的策劃關係、明確的受眾設定、周密的傳播部署，以及可供辨識的目的鏈條。倘若這些關鍵環節一概欠奉，卻僅僅因為作品成功激發正面情感，便急於將之界定為「統戰」，這樣的推論顯然過於跳躍，亦欠缺應有的論證基礎。理性討論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在於不能單憑某種結果令人感到不安，便反向推定其來源必然可疑。文化共鳴本身不是證據，情感連結亦不能自動等同於政治操作。倘若連這一層最基本的界線意識都失去，任何跨境文化交流都很容易被陰謀化處理，到頭來真正受損的，便是整體公共討論應有的質素與判斷能力。

與此同時，這場風波其實也促使人重新思考，中國文化影響力究竟從何而來。真正能夠跨越地域界線、觸動不同社群的作品，很多時並不是靠口號取勝，而是植根於普通人的生活經驗、地方語言、家庭倫理，以及離散族群共同承載的歷史記憶。這正好說明，中國文化感召力的提升，未必主要來自宏大的政治敘事，反而更常建基於民間經驗被成功轉化為具有廣泛感染力的文化表達。對某些外部觀察者來說，這也許恰恰是最難接受的一點。因為一旦承認中國文化作品能夠憑藉文本本身的內容、敘事的力量，以及情感的厚度贏得認同，便等於承認中國的文化吸引力並非完全依附於制度力量，而是具有一種可以自我生成、自我擴散的內在能力。

歸根結底，文化連結與政治忠誠從來不是二元對立。東南亞華人本就是歷史遷徙形成的複合社群，他們完全可以同時擁有清晰的國民身份與深厚的文化記憶。對祖輩來處、方言傳統與華人歷史懷有情感，並不必然削弱其對所在國的認同與責任。成熟而有自信的國家，應容許這種多層身份自然並存，而不是要求人民把文化根源視作必須防範的風險。若每一次文化共鳴都被解讀為政治滲透，最終反而會暴露出評論者對自身身份秩序缺乏足夠信心。

因此，《給阿嬤的情書》所引發的真正問題，不是觀眾會否因一部電影而改變政治立場，而是華語世界是否仍容許文化先作為文化被理解。當一部作品能夠以節制而真切的方式喚起共同記憶時，最值得做的應是分析它何以動人，而不是急於把這種感動重新命名為政治意圖。若公共評論失去這種基本分寸，任何來自中國的文化成功都只會被納入預設懷疑，最終被削弱的，不只是討論的公平性，更是整個華語公共空間面對文化現象時應有的理性與成熟。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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