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教授專欄

扶貧委員會日前發表《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下稱《報告》），在社會各界引發了極其熱烈的討論。這份《報告》的亮點，不僅在於羅列了多項精準扶貧項目的階段性數據，更在於它正式宣告了特區政府在扶貧工作方法論上的深刻變革。政策重心由過去較依賴以收入為核心的相對貧窮線，明確轉向以需要為本、以風險群組為焦點的介入模式。透過集中識別劏房戶、單親家庭及獨居或雙老長者三大目標群組，政府嘗試從住屋、照顧、教育、健康及社會支持等多重面向去理解弱勢處境。

貧窮不只是收入不足

這場由單一經濟指標走向多維度幫扶框架的政策轉型，在本港社會福利發展史上具有積極且深遠的意義。誠然，任何重大政策範式的轉變，在推行初期必然會面對坊間不同的期盼與思辯。有人關切指標重組後宏觀監察的延續性，亦有人擔心特定群組劃分下可能出現的資源落差。筆者認為，這些多元聲音恰恰是推動政策走向完善的及時雨。精準扶貧若要走得遠、走得穩，我們便不能將其停留在一次性的試點項目或單純的概念轉向上。在肯定這場方法論變革的同時，我們更應站在長遠發展的角度，探討如何將精準扶貧的理念轉化為更具公信力、更具彈性且能與城市規劃對接的恆常制度。

要理解今次《報告》的社會意義，首先必須釐清傳統相對貧窮線在實務操作上的局限。長期以來，本港以住戶收入來作為界定，採用相對貧窮線的概念，其優點在於清晰、易於比較，也方便政府和相應的機構掌握整體趨勢。這種方法背後有一個很明顯的前設，就是把貧窮主要理解為收入不足。只要透過現金轉移、津貼或福利補助，把家庭收入推高到某一水平之上，問題便往往被理解為大致得到處理。

問題是，現實生活從來不是這樣運作。對許多基層家庭而言，最沉重的壓力往往不是單一的金錢缺口，而是一系列互為關連的限制。住在狹小單位的家庭，欠缺的不單單是現金，也可能是孩子溫習和成長所需的空間。另外單親家庭最難承受的，往往不只是收入較低，而是照顧與工作之間長期失衡。獨居或雙老長者所面對的，也不只是經濟壓力，還包括健康風險、社交孤立和日常支援不足。

扶貧應走向社會投資邏輯

正因如此，精準扶貧的實質超越，在於其背後施政哲學的重塑。精準扶貧的真正價值，在於它開始承認，扶貧不能只停留在物質分配層面，也必須處理關係性匱乏、社會參與不足以及生活尊嚴受損的問題。若僅以一條冰冷的收入數字線來界定誰是受助者，往往會模糊了脆弱處境的複雜本質，換句話說，扶貧不是單純把人從移離扶貧線，而是讓處境不利的人重新獲得較穩定的生活條件，以及參與社會的能力和機會。

以社區客廳為例，它的重要性不只是提供多一個可使用的地方，而是回應了劏房家庭長期缺乏基本生活空間的困境。孩子可以有較像樣的學習環境，家長可以暫時喘息，家庭也能有多一點與外界連結的機會。至於共創明TEEN計劃，其價值也不應只用參加活動的次數去衡量，更要看到它如何補足部分家庭本來較難提供的視野、網絡與發展機會。這些工作所帶來的，不只是服務，更是一種能力建構。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扶貧政策正在由較被動的補助思維，慢慢走向更積極的社會投資邏輯。制度的角色不再只是填補當前缺口，而是要幫助弱勢家庭重新建立面對未來風險的條件。這種轉變若能持續深化，對香港整體社會政策發展會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精準扶貧要看見被忽略的處境

當然，聚焦特定群組並不代表沒有風險。精準扶貧其中一個最需要留意之處，就是精準本身可能慢慢變成僵化。當政策集中資源處理幾類明顯的高風險群體，行政效率固然會提高，但另一個現實問題也會隨之出現，就是不屬於這些群組的人，未必就不脆弱。

香港基層家庭的處境向來複雜，也經常變動。有些家庭不是單親，但其中一名成員長期患病，另一人必須兼顧工作與照顧責任。有些住戶不是劏房戶，但租住環境惡劣，租金負擔同樣沉重。也有人未到長者階段，卻已因疾病、失業或家庭變故而跌入極不穩定的生活狀態。這些個案若只按照既有分類去篩選，便很容易落在制度邊界之外。

所以，精準扶貧若要真正發揮作用，下一步不能只有行政上的精準，也要有社區層面的精準。前者依靠數據與部門資料整合，幫助政府進行宏觀辨識與資源分配。後者則要依靠前線社工、服務機構、地區組織和社區網絡，透過長期接觸與專業判斷，看見數據未必及時反映的風險。

關鍵不在於否定數據，而在於承認數據有其限制。很多家庭的脆弱性不是靜止不變，而是會因一場病、一份工作的流失、一段家庭關係的轉變而突然升高。行政系統未必能即時掌握這些轉變，但前線人員往往較早察覺。若制度只信分類，不信專業判斷，就很容易令最需要及時介入的人被延後看見。

因此，政府應考慮建立一套更具彈性的評估安排，讓前線專業人員在發現高度脆弱個案時，可以透過清晰、規範和受監督的程序，為那些不完全符合既有目標群組但實際處境非常困難的人提供即時支援。這樣做不是要把政策無限擴闊，而是在現有精準框架之內，保留必要的人性和彈性。安全網若要真正可靠，就不能只覆蓋容易辨識的人，也要承托住那些站在邊緣的人。

福利投入有沒有轉化爲生活質素？

這份報告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嘗試將政府在公營房屋、免費醫療、公共教育及各類資助福利服務等非現金福利上的恆常承擔予以量化。從政策分析的視角來看，香港低廉的公屋租金與高度資助的公立醫療，本身便構成基層市民重要的社會工資。量化這些隱形資源，有助社會更完整地理解制度投入對基層實際生活負擔的分擔。

這種分析框架有助提升公共討論的完整性，因為它提醒社會，制度投入不應只用現金發放去衡量。不過，當政府開始把這些資源的價值計算出來，下一步就不應只停留在數字層面，而是要問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這些投入究竟有沒有真正轉化為更好的生活質素。

同樣是一個公營房屋單位，在統計上當然代表一定的福利價值，但若周邊缺乏課後託管服務、長者日間護理支援設施、專科診所的配套，那麼這項制度投入在實際生活中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換言之，福利不只是供給了多少，也關乎整體配套，能否真正回應有需要市民的日常需要。

這正正帶出下一階段的重要課題。既然政府已透過精準扶貧項目累積了一些經驗，社會就不應只把這些經驗視為零散試點，而應進一步思考如何把它們制度化。有見及此，我們不應只滿足於社會資源價值的數字增長，而必須主動將精準扶貧由項目式介入提升為更穩固的治理框架。筆者強烈建議特區政府將過去兩年建立的成功項目，直接恆常化起來，成為未來新發展區規劃的重要參考，而不是等到有需要時才臨時補上。

更具體來說，政府應主動修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未來新建屋邨和大型社區規劃，應把社區客廳、課後託管、日間照顧或照顧者支援服務等，視為基本社區設施的一部分。當政府已清楚知道哪些設施最能有效承托弱勢家庭，就應盡快把成功經驗轉化為常規標準。唯有如此，社會資源價值才不只是流於帳面數字，而能真正落實為市民感受到的生活改善。

香港需要新的宏觀監察工具

隨着扶貧政策逐步改變傳統相對貧窮線的中心地位，社會上出現了合理的疑問，擔心未來缺乏一個具時間序列可比性的宏觀基準，去通盤觀察整體社會不平等與社會流動的變化。筆者必須強調，精準的微觀介入與宏觀的基準監察是兩個不同但同樣重要的政策工作。前者處理有限資源如何聚焦投放，後者處理的則是整個社會的結構風險有沒有惡化。若完全缺乏宏觀工具，政策便容易陷入只見項目、不見整體的盲區。

為了解決這一制度限制，本港真正需要的，不是簡單回到舊有單一的相對貧窮線，而是建立一套兼具微觀介入與宏觀監察的多指標監察框架。筆者建議特區政府應積極與本港各大專院校的社會工作及社會科學系合作，共同研發並細化一套屬於香港本地的多維脆弱性指數。

這套監察工具將不再僅以單一收入論貧窮，而是參考不同的評估方法，將多個相互交織的脆弱性因子納入加權計算。在居住維度加權方面，主要包含人均居住面積、大廈結構安全及基本衞生設施。在照顧與家庭維度加權方面，則着重計算家庭內部的撫養比率，以及特殊教育需要子女的照顧負荷。至於健康與適應維度加權，則用以評估成員的慢性病負擔、就業不穩定性以及數碼隔閡程度。最後在社會資本維度加權方面，則通盤衡量家庭的社區參與度與求助網絡的健全度。

更進一步，這套精心細化的指數，在未來可以完全取代舊有單一的貧窮線，正式轉化為扶貧委員會每年發表的香港精準治理藍圖。這張藍圖不只是一個宏觀的統計儀表板，更是政府每年度微調精準政策、識別新興高風險群體的施政指南。通過這項方法論的深耕，香港不僅能滿足本地對數據實證的嚴謹要求，更能在國際舞台上展示香港如何以立體、科學的多維度指標，超越西方傳統、單一的收入不平等監察，為城市精準治理樹立新的範式。

成效追蹤應更長期

除了辨識方法與制度設計，精準扶貧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課題，就是成效應如何被持續驗證。現時不少成果主要透過服務人次、活動參與情況和服務滿意度呈現。這些資料有其價值，也有助公眾理解政策如何影響真實生活，為了進一步建立精準扶貧的長期公信力，體制必須補強其成效評估機制。政府下一步應在現有的項目基礎上，更有系統地建立起動態追蹤機制。

對於所有參與過精準扶貧項目如共創明TEEN計劃或長期使用社區客廳的服務使用者，研究團隊應在他們參與計劃後的三年至五年內，進行持續的長期跟進。我們需要追蹤的，是他們在重回主流社會後的長期表現，包括他們的住屋穩定程度有否提升、身心健康與孤立感是否得到實質改善、家庭的互助功能與兒童的長遠發展軌跡是否發生了正面偏轉，以及基層青年的就業狀況與社會流動性是否有所增加。

只有透過這些長期的追蹤數據，我們才能真正檢驗政策投入是否成功產生了持續性的造血功能，而不僅僅是一次性的項目覆蓋與短期紓困。當精準扶貧具備了如此扎實、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實證基礎，政策才能凝聚起全社會，包括商界、民間團體與學術界，更廣泛的信任與支持，從而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深耕之路。

理念創新值得肯定

總括而言，《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所標誌的，不在於它是否已經回應所有問題，而在於它標誌着香港扶貧政策確實正在改變。政府開始不再執着於用單一收入標準理解所有困難，而是嘗試從真實處境出發，辨識不同群體面對的具體壓力。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開始。這一範式轉移更貼近香港弱勢家庭所面對的複合現實，也更契合社會工作專業所重視的整體處境觀與人文關懷，其理念與方法論的創新無疑值得全社會予以肯定。

但任何宏大的政策轉型若要真正建立起長遠的公信力，便不能停留在思維轉向的本身，而必須全速走向制度的深耕與深化。精準扶貧的下一步，不只是要把公共資源投得更準，更要把成效看得更深、把監察做得更細、把追蹤做得更長。

當微觀的精準介入、宏觀的多維指標監察、恆常的社區規劃標準以及長期的實證動態追蹤能夠有機地結合時，香港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一個傲視國際、兼具科學精準、制度厚度與人文關懷的社會安全網。到了那個時候，精準扶貧將不再只是一句政策口號，而會成為一套能真正提升弱勢家庭生活機會、捍衛個體尊嚴並開拓向上流動可能性的卓越治理實踐。

作者馮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