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施紀賢被迫下台，並非單純只是一名政治人物失勢，而是自戴卓爾夫人改革以來，英國一直由倫敦政治精英、金融利益網絡與高度中央集權所支撐的治理模式，正步入一次深層危機。麥克菲爾德補選（Makerfield by-election）之所以被視為壓垮施紀賢的最後一根稻草，不只因為工黨內部由此更清楚認定，施紀賢的領導威信已無法挽回，更因為這場選舉明確反映出，英國選民對空洞的「穩定」論述早已失去耐性。他們真正期待的，是一套能夠正面回應地方衰落、公共服務失效以及區域失衡等深層次問題的治理方案。正因如此，貝安德（Andy Burnham）的「上位」，並不只是個人政治仕途的突破，更可視為地方實績政治對倫敦精英政治的一次有力反擊。

貝安德是典型的職業政客，15歲已加入工黨，由早年從事黨務工作、擔任議員助理，到晉身國會，再出任大曼徹斯特市長，一步一步在體制內累積資歷與影響力。不過，令他在今日英國政壇真正佔有特殊位置的，並非單靠資深黨齡或仕途履歷，而是他在地方執政期間，成功塑造出一種兼具行政能力與地域代表性的政治形象。近年英國選民對本國政治最深的不滿，並不只是政策接連出錯，更在於愈來愈多人認為，倫敦政治精英既不了解地方社會的實際困境，也無意認真重整資源分配。

貝安德之所以被視為「北方之王」（King in the North），關鍵正在於他在大曼徹斯特所代表的，已不只是北部城市利益的代言人，更是一種反對倫敦中心主義的政治姿態與制度主張。「北方之王」這個稱號出自《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象徵北境拒絕向南方王權屈服。套用在貝安德身上，正好突顯他在英國政治語境中所承載的北方認同，以及對倫敦主導秩序的挑戰。

英國的地域失衡，早已不是單純的發展差距問題，而是權力、資源和政治話語長期向倫敦集中所造成的結構失衡。作為金融、政治與媒體中心，倫敦在制度上享有遠超其他地區的影響力。北部城市則往往只能被動等待撥款，承受中央錯誤政策帶來的後果。貝安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威望。疫情期間，他多次就地方財政支援問題公開挑戰中央政府，逐步塑造出敢於為地方利益發聲的政治形象。他的號召力並非來自空泛口號，而在於他有能力把地方社會的不滿，上升為對現行制度的批判，並進一步提出具體的治理替代方案。這亦解釋了，為何他今次能在補選後以強勢姿態重返西敏寺，並迅速成為取代施紀賢的最佳人選。

貝安德所主張的「曼徹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嚴格來說，並非一套已被完整理論化的學說，而是他根據地方治理經驗逐步形成的政策思路。其核心意義，在於對英國過去數十年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治理模式作出系統修正。自戴卓爾夫人時代以來，英國長期奉行市場自由化、私有化、放寬監管、小政府、削減公共開支，以及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優先的政策方向。而貝安德的主張，正是對這套路線所造成的後果作出反思與回應。

這種修正首先針對把公共服務全面商品化的治理邏輯。英國多年來將水務、能源、交通等基礎民生領域推向私有化，理論上是為了提升效率、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但實際結果往往是股東回報凌駕服務質素，短期財技取代長線基建投資，最終令公共成本不跌反升。貝安德並非情緒化地反對市場，而是指出，某些維繫社會基本運作的關鍵領域，若完全服從盈利邏輯，最終只會削弱國家的整體治理能力。換言之，「曼徹斯特主義」首先是一種重新肯定公共利益與公共責任的治理觀念。

「曼徹斯特主義」的第二個核心，是主張把權力由中央下放至真正具備治理能力的地方城市區域。英國雖然一向標榜地方自治，但在財政、規劃、交通和基建等關鍵範疇，中央政府仍然握有極大主導權。地方政府表面上要向居民問責，實際上卻缺乏相應資源和政策空間，最終只能在有限框架內充當執行者。

這種制度安排不但令政策脫離地方實況，也削弱了地方因應自身產業結構、人口變化和土地需要作長遠規劃的能力。貝安德的主張，正是要把地方政府由依賴中央批准的附屬角色，提升為能夠主導發展方向的治理主體。這不只是行政分工的調整，而是國家權力結構的一次重新平衡。若一個國家的重大資源分配長期集中於首都官僚體系，地方衰落便不可能單靠零碎補貼真正扭轉。

其第三個重點，是主張以產業重建，而非金融繁榮的假象，作為英國復興的根基。英國脫歐以來，始終未能提出一套具說服力的新發展模式。倫敦作為金融中心，地位固然仍然重要，但金融市場的表面繁榮，並不會自然轉化為北部地區的就業機會、收入增長或社會流動。相反，國家若長期依賴金融服務和資產價格支撐增長，只會在表面富裕之下，掩蓋實體經濟空洞化、基建老化，以及地方城市持續失去活力等深層次問題。

「曼徹斯特主義」之所以值得注意，正正在於它並不把經濟發展簡化為幾項抽象數字的上升，而是重新聚焦於交通、住房、地方投資、技能培訓和城市更新等真正構成生產能力的基礎條件。這套思路明顯更接近重視國家協調、產業能力與長遠規劃的發展型治理，而不是把資源配置完全交由市場主導的傳統英美模式。

不過，貝安德能否坐穩首相之位，現階段仍言之尚早。始終，他只是透過黨內接班機制「上位」，在憲政與民主正當性上，仍未取得來自全體選民的直接授權。畢竟，他今次在補選中所得票數，本身就有相當大的局限，遠不足以視為全國民意的明確授權。正因如此，貝安德仍須在大約今年十一月前後率領工黨出戰全國大選，爭取真正屬於自己的人民授權。那一仗，才是真正決定他能否把「曼徹斯特主義」由地方治理經驗提升為國家發展路線的試金石，而最終結果至今仍充滿不確定性。補選大勝固然反映其政治聲勢正在上升，但補選始終不同於全國大選。地方層面的勝利，未必能自然轉化為全國範圍內穩定而持久的多數支持。尤其當保守黨、改革黨及其他地區政治力量重新部署策略後，整體選情仍然可能在短時間內出現明顯變化。

即使貝安德最終贏得大選，執政之路仍然困難重重。首先，地方層面的成功經驗，未必可以直接移植到整個英國。治理一個城市區域，與統籌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之間複雜的政治、財政與憲制關係，根本是不同層次的挑戰。其次，若他要推動更大規模的公共投資、重整公共服務，並落實區域平衡發展，便必然要面對英國財政空間有限、債務壓力沉重，以及金融市場高度敏感等現實制約。任何改革如果缺乏穩定的財政支撐，都可能在市場壓力下中途受挫。

再者，工黨內部從來不是鐵板一塊。黨內不少中間派議員、政策幕僚以至政府官僚，未必真心支持大幅改寫既有治理模式。貝安德過去最大的政治優勢，在於他作為地方領袖，可以站在體制外批評中央失誤。但一旦自己成為中央，便要直接面對那些曾經由他批評的制度慣性。若無法建立一個足夠穩固、並有執行力的執政團隊，他的改革方向很可能會在官僚程序、政治妥協與部門阻力之中，被一步步稀釋。

此外，外交與戰略議題亦可能成為牽制其內政政策的重要因素。英國作為傳統大國，首相不可能只聚焦地方振興與經濟重整。俄烏戰爭、歐洲安全壓力、美國政局變化、北約軍費要求，以及對外貿易與能源安全等問題，都會大量消耗首相的政治資本。若貝安德無法在國際戰略上建立一套更務實、亦更重視本國實際發展利益的判斷，他便有可能重蹈多位前任首相的覆轍：在對外姿態上投入過多資源，最終削弱國內重建能力。對一個早已深受產業空心化與社會撕裂困擾的國家而言，未來真正需要的，並不是更高調的道德姿態，而是更有秩序感、亦更重視整體利益分配的治國能力。

到此只能說一句:「講就容易！做？真係好難！」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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