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冠麟|《鐵拳教育》觀微——我們為什麼需要幻想暴力來拯救教育?

撰文:黃冠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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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冠麟專欄

社會熱議中的一部韓國電視劇集,連續兩周稱霸Netflix全球非英語劇集榜首,在46個國家和地區登頂。食少事繁,我只能利用午餐的碎片時間收看,至今看到第五集。先此警醒讀者,娛樂取材於生活,所以能引起共鳴,但娛樂與社會現實有其邊界,不能說爽劇「做得太對」於是直接搬進社會。《鐵拳教育》的爆紅,由前特戰隊員俊男美女組成的「教權保護局」督察撐起,「無限制」乃至用格鬥、極限飄移、縱火等方式,對校園霸凌者、越界家長施以「震撼教育」,正其三觀。主流評論大多聚焦於「以暴制暴」的道德爭議,鮮有人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麼一部公然歌頌暴力的劇集,能夠在眾多民主法治國家與地區,引發強烈的共鳴。我們是否看漏了什麼?

教權在「以武易暴」與「完全卑微」之間

將《鐵拳教育》簡化為「宣揚暴力」,是過於懶惰和單薄。由地境閱讀,劇集所呈現的,一種是韓國前線教師與學生,面對政二代、商二代在校享受家長護佑,而校領導與政商利益勾連,正直的老師與無助的乖學生在兩個極端之間的無助擺盪。另一種是能力不足但上進的學生,面對職專惡霸學生的欺凌,只能默默承受。香港觀眾所共鳴者,一是名校中的無形天花板,二是基層學校中的教育公平性,三是教師面對社會現實與潮流中的對抗無力。

韓國在2010年前後全面廢除校園體罰(香港早於1991年通過《教育規例》第 58 條,教員不得向學生施行體罰),教師的懲戒權被法律徹底沒收。然而,當前韓國教師面對學生失序行為時,陷入「不能不管,又不敢管」的困境。僅2023年9月至2025年8月的兩年間,韓國教師被舉報涉嫌虐待兒童的案件就超過1,400起。2024年,韓國各地教權保護委員會共召開4,234次會議,其中93%(3,925件)被認定為教育活動侵害。

空想中的制度暴力
是社會的唯一救贖?

「教權保護局」是空想機構,現實中的韓國教育部只成立了「校園民怨應對組」,由校長、副校長等學校管理層出面處理家長投訴。2024年開通的「教權侵害舉報熱線1395」,也只提供諮詢、心理輔導和法律支援。這些制度性回應,在教師眼中遠遠不夠。韓國教師團體總聯合會的調查顯示,高達49.2%的受訪教師認為過去一兩年來職業自豪感下降,其中67.9%表示最感到無力的時刻是遭學生或家長質疑、不被信任。這個也是此劇在現實中所借鑑的素材之一。

劇中有一幕如下:羅華振問:「孩子們越來越狡猾,總是做出一些違背常理的事,我們該怎麼辦?」任含琳答:「用瘋子打敗瘋子,對嗎?」

此劇令人細思極恐的地方,在於它暴露了一個殘酷的現實:當制度全面失靈時,人們唯一能想像的救贖,竟然是制度外的暴力。劇中教權局督察行使的是高於法律的權力,從「不敢管」到「用力管」,中間沒有中間地帶。當制度無法保護你,人們便會幻想一個能夠保護你的「超人」。這不是對暴力的崇拜,而是對制度徹底失望後的心理補償。我們若只批評「以暴制暴」而無視「制度失靈」,便是只看到病灶,看不到病因。

面對KOL和變化過速的社會
教育工作者更顯無助

主流討論鮮少觸及一個新現象,是社交媒體時代的「審判文化」,如何加劇教師的無助感。作為大專教師,筆者能從校方向學生發出的問卷評分中,知道學生對於自身的教學觀感。然而,現實中卻有更多令人刺眼的媒介,比如IG、TG等學生的半公開私訊群組,產生另一種平行時空的討論。世上自然沒有不透風的牆,而這些學生甚至不是學生的一言兩語、三人成虎,是千禧年進入職場的教育工作者所未能預見的情況。

劇中學生以手機錄影、網絡公審威脅教師的情節,在現實中並非虛構,不論在韓國、在內地、在香港,教師的個人風範愈見式微,壓力並非源自教學標準本身,而是教師「不知道哪些言行會引發投訴」。在今日的網絡生態中,斷章取義的片段、未經證實的指控,足以毀掉一位教師的職業生涯。

當未成年學生將片段上傳,教師已經要即時面對網民洪水級的未審先判。整個結構由社交媒體、KOL、網民組成,多元複雜。被「公審」的教師百詞莫辯,而且不具備公關知識,沒有法律顧問,連有自己辯護的發聲渠道也欠奉。在這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中,教師的無助感被無限放大。

教權督察的「遇弱身軟」和「遇強愈強」

主流評論將教權局督察描繪為「暴力機器」,卻忽略了教權局的另一面。劇中最容易被忽略的細節是,教權保護局是「收到舉案後」才會展開調查的機構。它不是巡邏隊,不是預警系統,而是一個被動的回應機制。劇中,羅華振督察面對被欺凌的學生時,展現的溫柔父兄的人設,對正義信念堅定;面對不公義的權勢時,則是「連根拔起」的決絕。這種雙重性,正是弱勢學生最渴望的,既不會傷害他們、又能保護他們不受傷害的成年人。

導演洪鐘燦說,這部作品真正想講述的並非暴力,而是「好長輩的存在」。當孩子受到傷害、制度失靈時,有人願意站出來承擔責任。筆者觀影所閱讀到的,羅華振的「鐵拳」只是手段,他的本質是一個「遇弱身軟」的守護者。

教育現場的危機,往往是長期積累、突然爆發的。等到有人報案時,傷害可能已經造成。現實中的教師,被要求同時做到「嚴而有愛」,也被公眾賦予較高的道德期望。但亦因為教務繁重,教師亦與社會的接觸較弱,對於社會變化不夠了解。當面對新型的學生與社會問題時,又沒有賦予他們替代性的保護手段時,過高心理壓力的教師,或者過忙教師所轄下的支援不足的學生,便成了夾縫中的犧牲品。

我們看漏了制度的裂縫

在韓國,京畿道教育監安敏錫看完整套劇後失眠,公開呼籲設立「現實版教權局」。大田市教育監當選人吳碩鎮也跟進表態。首爾教育監鄭根埴雖批評劇集呈現「法西斯主義」,但亦承認「可以成立教權保護局」。這些官員的反應說明了一個事實,劇集虛構,而問題何其真實。

《鐵拳教育》的爆紅非因觀眾愛暴力,而是因為它準確地擊中了教育制度中最痛的裂縫。我們看漏了的,是裂縫本身。教育部門與校領導不敢管、不能管、不想管,受害者在霸凌中孤立無援,有事之後第一時間不是治療傷痛而是粉飾太平。結構化的問題,結構化地惡性循環,證明制度失靈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劇中的「鐵拳」只是隱喻,是對制度失靈的極端抗議。

筆者以一句作結,「為什麼我們需要幻想一個暴力來拯救教育?」請諸君細味。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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