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郭文貴案備受關注，不僅因為涉案金額龐大，更因為它揭示了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政治標籤不能成為法律責任的擋箭牌。無論一個人如何以「反共」、「揭黑」或「流亡異見分子」自居，都不代表其行為可以免受法律追究。美國法院要處理的，從來不是他的政治立場，也不是他在海外輿論場上的形象，而是他是否藉虛假陳述、誤導宣傳及欺詐集資騙取支持者和投資者的資金，並據為己用。案件的關鍵不在口號，而在行為。不在包裝，而在證據。

政治標籤不是擋箭牌

郭文貴案之所以值得深究，在於它並非一般單靠商業話術支撐的騙案，而是把政治情緒、道德訴求、身份認同與金錢動員結合起來的操控模式。郭文貴最擅長的，不只是將自己塑造成「反共」象徵，更是把金錢支持包裝成參與大業、實踐信念的政治行動。當追隨者相信自己投放的不是資金，而是立場與理想，風險意識便會被情緒認同所取代。於是，「質疑」被視為「不忠」，「批評」被視為「背叛」，個人崇拜亦逐漸凌駕於制度、程序和證據之上。這宗案件的警示正在於，最具迷惑性的政治操弄，往往不是公開要求服從，而是先以理想贏取信任，再把信任變成不容挑戰的權力。

從這個角度看，郭文貴不應只被視為個別案件，更可視為一種政治動員模式的典型。無論是敘事手法、群眾動員，還是把支持者的情感與信任轉化為個人資本的方式，都令人聯想到2019年香港「黑暴」期間那些大大小小所謂「領袖」。誠然，兩者在法律性質、具體行為和實際後果上並不完全相同，但若從政治倫理和動員結構來看，其相似之處仍值得警惕。兩者都善於搶佔道德高地，以危機感維持號召力，並以敵我對立壓縮異議空間。同時，在群眾承擔高昂代價之際，把聲望、資源和政治收益集中於少數人手中。把這些現象合併來看，便不難發現，相關政治人物關心的未必是建立負責任的公共秩序，而是如何把群眾的不滿、焦慮與理想轉化為可供自身運用與享受的政治資本。

「國際戰線」同販賣危機

其中最值得深思的，是道德象徵如何被轉化為權力資源。郭文貴能長時間維持影響力，關鍵不只在於立場鮮明，更在於他成功把自己塑造成不可取代的象徵人物，令支持者相信只有追隨他，才能接近真相、參與所謂大業及掌握前路。當一個人被神化為運動的象徵，公眾對議題的關注，便很容易轉化為對個人的依附和崇拜。

這種現象在「黑暴」期間同樣明顯。某些頭面人物未必提出過成熟而可行的政治方案，卻善於在傳媒、網絡和國際輿論中佔據象徵位置，把自己包裝成「抗爭精神」、「青年意志」或「國際戰線」的代表。當個人形象凌駕公共討論，原本應該接受理性檢視的問題，例如策略是否失當、訴求是否清晰、代價是否相稱，便容易被淡化。表面上談的是理念，實際上運作的，往往已是一種圍繞少數人物展開的情緒政治和個人崇拜。

與此同時，持續製造危機感，也是這類人仕鞏固影響力的常見手法。郭文貴長期營造一種時機稍縱即逝的敘事，不斷渲染局勢將變、機會難再，催促支持者即時投入資源。這類說法的作用，在於壓縮群眾冷靜思考和審慎判斷的空間，使人無暇追問事情是否屬實、策略是否合理、代價由誰承擔。

煽動對立從中獲紅利

「黑暴」期間，類似情況亦屢見不鮮。某些所謂領袖和意見人物不斷推高危機感，把每一次升級對抗都說成「最後關頭」，彷彿任何保留、質疑或主張降溫的人，都是怯懦、退縮，甚至背棄陣營。在這種氛圍下，理性被視為阻力，節制被視為軟弱，公共討論亦逐步讓位於情緒動員。群眾愈焦慮，操盤者便愈容易鞏固自身位置，因為他們的號召力，本來就建基於危機感的不斷升高。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類政治操作往往伴隨對異議的壓制。郭文貴面對批評時，常把質疑者描繪成敵對勢力、滲透者或叛徒，藉此把原本應該討論的事實問題，扭轉為忠誠問題。這種手法之所以奏效，在於它無須回應證據，只需煽動支持者情緒，便足以排斥異見。

「黑暴」期間，類似的敵我對立亦相當普遍。凡是反對暴力升級、質疑攬炒路線、關注社會秩序，或不贊成把青年推向更高風險的人，都可能被扣上「鬼」、「藍」、「內奸」之類的標籤，承受群體壓力和輿論圍攻。表面上，這類運動高喊「民主自由」，實際上卻缺乏對內部異見的真正包容。它所追求的，不是多元討論，而是立場一致與情緒同調。這種文化不但無助化解問題，反而會進一步削弱社會對程序、比例和責任的重視。

群眾信任無奈被犧牲

然而，最值得反思的，始終是風險與收益分配極不對等。郭文貴案中，不少支持者投入大量資金，最終蒙受損失，但郭文貴卻長期維持奢華生活，把群眾信任轉化為個人利益。「黑暴」期間的情況雖不完全屬於金融詐騙，但其結構失衡同樣明顯。真正承受法律代價、失去學業機會、背負刑責，甚至改變人生軌跡的，多是普通青年和基層參與者。相反，那些最擅長發言、爭取曝光、對外聯繫和塑造形象的人，往往能藉支持者捐助潛逃離港，並把原有知名度轉化為爭取西方庇護的資本，在海外開展新生活。當犧牲被浪漫化，承擔被神聖化，群眾便容易忽略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究竟誰在付出，誰在得益，又是誰真正為後果負責。

這種失衡之所以得以延續，亦與外部背書所製造的權威感有關。郭文貴深知，單靠自我宣傳難以長久維持公信力，因此特別重視與外國政客、媒體人物及具象徵意義的公眾人物建立聯繫，藉此抬高身價，令支持者誤以為他已獲重要政治力量認可。「黑暴」期間，某些所謂領袖同樣倚重海外政界接見、國際媒體採訪和外部政治話語的加持，並把這些外來回音轉化為本地正當性。

迎合外部戲劇性敘事

然而，外部關注從來不足以證明「黑暴」的道德正當，更不能取代對本地社會後果的交代。當政治人物愈來愈依賴國際輿論市場鞏固自身地位，其關注重心便可能逐步偏離本地民生、社會秩序和長遠承受能力，轉而迎合更容易被外部受眾接受的戲劇性敘事。在這種情況下，群眾不再被負責任地代表，而是淪為供應國際政治市場的情緒素材。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郭文貴案真正揭示的，並非某個人物如何失勢，而是現代政治傳播如何透過道德包裝，令某些人長期逃避正常檢驗。只要一個人成功佔據象徵位置，並把自己與某種崇高目標綁在一起，外界便容易把對其具體行為的質疑，誤當成對整體理念的否定。於是，批判個人會被說成破壞大義，追究責任會被說成打擊陣營。這正是最值得警惕之處。

無論是郭文貴的所謂「反共」敘事，還是「黑暴」期間某些人物對抗爭、自由和國際聲援等語言的挪用，反映的其實是同一問題：當理想淪為權力工具，當口號成為遮掩責任的屏障，政治便很容易滑向表演、操控與收割，而不再是對公共福祉的真正承擔。

別輕易讓理想被挪用

因此，若要從郭文貴案汲取真正有價值的教訓，重點不應只停留於譴責一名已被定罪的人，而是要藉此重新審視一整套政治邏輯：以道德光環包裝權力，以群眾情緒鞏固地位，以他人代價換取個人資本。把這個框架放回「黑暴」期間某些所謂領袖身上，便不難看出，問題從來不在於他們說過多少動聽口號，而在於他們是否尊重程序、是否接受檢驗、是否敢於承擔後果、是否把普通人的長遠利益置於個人聲望之上。

如果這些基本問題始終答不上來，那麼再漂亮的語言，也只是粉飾。再高調的姿態，也未必承載真正的公共倫理。成熟的社會，不應迷信任何自稱代表民主、代表正義的人物，而應始終以責任、後果、比例與誠信作為衡量標準。唯有如此，公眾才能走出情緒與神話，重建對政治人物的清醒判斷，不再輕易讓理想被挪用，也不再讓信任淪為投機者收割的資本。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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