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美國總統的財務申報，並非一般納稅人提交予稅務機關的報稅表，而是專為高級公職人員設立的利益披露制度。其目的從來不是讓公眾羨慕領導人的身家，也不是把商業成就轉化為政治光環，而是要處理一個最基本的憲政問題：當總統同時掌握行政權、監管權、外交影響力及足以左右市場預期的政治訊號時，其私人資產、投資活動與商業收益，會否對公共決策構成實質或潛在影響。換言之，財務申報的真正意義，不在於申報內容有多詳盡，而在於公眾能否據此判斷總統是否已把私人利益與公共權力適當分隔。若申報只是把龐大的利益網絡逐項列出，卻沒有配套的資產剝離、利益迴避、信託隔離與有效監察，所謂披露，最終便很可能由廉政工具淪為程序化的自我粉飾。

正是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美國總統特朗普於2026年6月30日由美國政府道德辦公室（U.S.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公開的財務申報，才特別值得細看。這份文件長達927頁，單是篇幅已遠遠超出公眾對總統財務披露的一般想像。然而，真正令人震驚的，從來不是文件有多厚，而是它所揭示的利益結構竟可複雜至此，卻仍被納入一套表面合法、形式合規的制度框架之內。申報文件愈厚，未必代表當事人愈透明。在某些情況下，反而顯示其私人利益與公共權力的交疊已擴大至異常地步，以致必須以龐大篇幅容納一個本不應與總統公職並存的商業版圖。

若把這份申報與歷任總統作比較，其反常之處便更為明顯。奧巴馬離任前最後一份相關申報為8頁，拜登為11頁，與特朗普同處現屆政府權力核心的副總統萬斯亦僅為17頁。這種差距，當然不能簡單理解為特朗普更富有或更有本事，因為財務申報制度的目的，從來不是展示財富規模，而是評估利益衝突風險。奧巴馬和拜登的資產結構較為簡單，主要來自自傳稿費、版稅、退休安排及較傳統的投資項目，申報自然較為精簡。相反，特朗普的文件之所以膨脹至927頁，恰恰反映其私人收入來源、商業授權、金融操作及受政策影響的資產配置，已複雜到異乎尋常的地步。因此，頁數差距的真正意義，不在於誰更透明，而在於誰與利益衝突的距離更近。

由此可見，分析這份文件，不能只停留在頁數上的震撼，而必須回到制度本身。財務申報只是起點，從來不是終點。任何成熟政治體制都明白，掌握最高公權力的人，理應在履職前盡量切割與公權密切相關的私人利益，避免公務決策與個人財富變動互相牽連。若總統一方面有權左右監管方向、產業政策與對外經濟安排，另一方面又持有相關產業的龐大利益，那麼即使一切已列入申報，利益衝突依然存在。披露可以讓社會看見問題，卻不能單靠披露化解問題。特朗普個案最令人不安之處，不在於他有沒有申報，而在於美國制度竟似乎默許：只要把問題寫進文件，問題便彷彿已被處理。

這種制度失衡，在加密貨幣收益上尤其明顯。根據公開資料，特朗普相關加密貨幣收入高達14億美元（折合約110億港元），涉及特朗普家族相關的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及迷因幣（Meme Coin）授權收益。問題的嚴重性，不在於加密貨幣是否新潮「吸睛」，而在於這本來就是一個高度依賴監管態度、執法尺度及政策訊號的行業。總統對加密貨幣市場的任何表態、執法部署或政策取向，都足以即時影響資產價格與市場信心。當總統本人或其家族正從中獲取巨額收益，問題便不再只是所謂「觀感不佳」，而是明確的結構性利益衝突。

若再把問題與外國資本連結，風險便更不容低估。公開資料顯示，阿聯酋相關資本曾大規模投入特朗普家族的加密貨幣項目，甚至涉及穩定幣（Stable Coin）採納及重大金融支持。這意味着，外部政治經濟力量完全可能透過一套看似市場化、金融化的渠道，接近美國最高權力者家族的利益核心。傳統利益輸送往往仍要經由宴請、顧問費、捐助等較易辨識的方式進行。但加密貨幣架構提供的，卻是一條跨境更快、形式更靈活、追蹤更困難的路徑。當負責中東事務的關鍵人物，同時又與相關幣圈項目有創辦或深度利益關係，私人金融利益、外交決策與外國資本便會出現高度重疊。這種安排的危險，不僅在於它可能左右個別政策判斷，更在於它會動搖公眾對整體國家決策獨立性的信任。

與加密貨幣問題並行的，是高頻股票交易所暴露的另一重制度警號。公開資料顯示，特朗普於2026年第一季涉及逾3,600宗股票交易，折算下來，接近每個交易日平均50宗。對一般投資者而言，這已屬相當進取的操作。對一位在任總統而言，則幾乎無可避免地令人聯想到內幕資訊、政策先機及市場影響力。白宮若以「第三方管理」作為主要抗辯，理論上只有在一個前提下才說得通，就是有關安排必須屬真正的盲目信託（Blind Trust，即財務安排中，受益人既不參與管理，亦不知悉具體操作，以避免利益衝突），足以切斷總統對持倉內容、交易時點及資產配置的知情與影響能力。然而，若社會仍清楚知道總統大致持有哪些類別資產，若總統最終仍會從交易結果中受益，公眾對政策是否受私人財富牽動的合理懷疑，便不可能真正消除。國家元首與普通投資者最大的分別正在於，他即使毋須親自按下買賣鍵，仍可憑其職權影響市場走向。

因此，個別交易時點與政策消息之間的緊密相鄰，才會引發特別強烈的質疑。當市場敏感企業的買入時機，剛好出現在政策放寬、重大合作公布或監管風向轉變之前，即使未必足以直接構成刑事責任，政治倫理風險亦已相當高。最受外界關注的，正是部分交易時點與其後政策或商業消息之間過於貼近的時序關係。

以Nvidia為例，公開資料顯示，特朗普帳戶於1月6日大手買入Nvidia股票。一星期後，即1月13日，美國商務部正式批准對中國出口相關晶片，市場隨即視之為重大利好。其後在2月10日，特朗普帳戶再次大手買入Nvidia股票，而不久後Nvidia又公布與Meta達成重大戰略合作，股價再受刺激上升。若把這些事件分開看，或許各有解釋。但若置於同一時段觀察，便會形成一種難以忽視的模式：交易標的、政策消息、官方安排與市場反應之間，出現過於密集的時序重疊。即使刑事法律上的最終結論仍有待正式程序釐清，對一位總統而言，問題也不應等到足以入罪才算問題。只要這種時間上的巧合已足以動搖公眾對決策中立性的信心，便已構成嚴重的政治倫理危機。若制度只懂以刑事定罪門檻衡量風險，卻無力處理那些足以侵蝕公信、卻未必即時入罪的灰色地帶，實際上便等同放棄了對最高權力者作出實質約束。

除了金融投資，特朗普財務申報中的媒體和解收入與商品授權收益，同樣反映另一種值得警惕的政治變形。從媒體機構支付的和解款項，到手錶、波鞋、香水、聖經、結他等商品授權收入，這份清單所呈現的，已不只是一名政治人物的私人財富，而是一個把政治權威、媒體衝突、支持者忠誠與消費市場結合起來的品牌經濟體。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商品本身是否荒誕，而在於總統職位正被重塑為一種可授權、可交易、可消費、甚至可透過訴訟變現的商業標誌。當政治支持轉化為消費認同，當領袖形象成為持續獲利的商業資產，公共討論便不再以政策成效與制度責任為核心，反而更容易滑向情緒動員、個人崇拜與流量競逐。長此下去，國家最高公職的憲政性質勢必受到市場邏輯侵蝕，政治文化亦會愈趨娛樂化與商品化。

更關鍵的是，美國政府道德辦公室在整個制度中的角色，正好暴露問題為何積重難返。該機構負責接收和公開申報，但本身欠缺足夠的調查與追究權力。這意味着，制度或許能把風險攤在陽光下，卻未必有能力把風險真正排除。缺乏實質執法力的披露制度，充其量只是一套紀錄機制，稱不上真正的防火牆。於是，美國政治便出現一種極具迷惑性的景象：表面上文件齊備、程序完整、資訊公開，看似一切仍在法治框架內運作。實際上，最高權力者卻可在這層程序外衣之下，令私人利益持續伸延至與國家決策深度糾纏。這說明問題不只在於某個政治人物過分進取，更在於制度本身過度依賴申報形式，卻低估了權力與資本結合後對公共秩序的侵蝕力。

因此，特朗普這份927頁財務申報，暴露的不是個人操守問題，而是美國制度在金權滲透下的失衡：只要法律無明文禁止、程序上完成申報，利益衝突便可被包裝成可接受風險。與奧巴馬、拜登及萬斯較精簡的申報相比，真正差別不在財富多寡，而在於有否守住公權與私利之間的界線。特朗普的申報不是透明的勝利，而是制度失守的證據：當最高權力者可一邊塑造政策，一邊從中獲利，再厚的文件也無法證明政治廉潔。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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